人相食
当现在的中国人为减肥而忙碌、痛苦、辛苦、劳累、花大把的银子的时候，请您记得，人类历史上有多次大饥荒，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生过三年大饥荒（1959、1960、1961）。
我不记得（张艺谋等人拍过什么电影）有什么电影来纪念那黑色的三年。
但请记住沙青（《北京晚报》记者）的这段文字：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作者说：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
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吃人！让我们毛骨悚然！人吃人比老虎吃人更凄惨啊！吃尸体、吃别家的小孩、吃自己的小孩！何谓底线？人的底线存在吗？当一个人饥肠辘辘的时候，真的可以抛弃与生俱来的仁爱吗？那饥肠辘辘的小孩子，那皮包骨的小孩，真的忍心将哇哇哭泣的小孩煮了吞咽吗？
这是一妇女主任的回忆：“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000多万斤。
张尚质在当年是《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在他的家乡看到：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
在今天，中国范围内，温饱问题已经被解决。幸福的你我，请记住三年大饥荒中离去的他们！我们记住他们，不是要耿耿于怀铭记自然灾害以及当时的政策的失误，而是为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