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
最荣光的一页
周泉缨
2010.11.30
引 言
1968年7月2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时，公开点名批判了我在1967年8月写的文革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毛泽东主席向正在功德林监狱里坐牢的我发问：“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只有414？我想不通”。关于毛泽东主席对《414思潮必胜》的上述发问，当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自己在内，谁也搞不清楚他老人家到底的是什么意思？
后来，在文革被否定之后，甚至一直到现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文革的学者，都将毛泽东主席对《414思潮必胜》的上述发问，实用主义地回答为：“四人帮”为代表的造反派坐不了天下，坐天下的只能是代表文革以前十七年的老干部派。请看宋永毅（美国）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评判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与文革的关系的：
中共第四代主要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文革初期都不是纯粹的逍遥派。作为血还是热的青年人，他们都有参与当年的学生中的派别活动的。据胡锦涛的清华大学同学回忆：他因为是政治辅导员，初期当然是保校长蒋南翔的保守派。但是一旦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判了保守派的死刑，积极要求上进的他也就自然地参与了造反派活动。只不过他当年参与和倾向的是清华大学井冈山温和保守的造反派──「四‧一四派」，心仪的是闻名一时的「四‧一四思潮」。如果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四‧一四思潮」，那就是「回到刘邓路线的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换句话说，在不触动整个中共体制的前提下「改革」：在经济上开放，在政治上守旧。其实邓小平的路线就是「十七年路线」，这也是邓小平欣赏胡锦涛，把他选为隔代接班人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胡锦涛接班以后的拒绝政治改革的执政倾向，当年「四‧一四思潮」的投影还是清晰可见的。
然而，我对国内外类似宋永毅（美国）的学者关于文革结局的回答，或对毛泽东主席对《414思潮必胜》的上述发问的回答，一直都很不满意。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文革中我所在的清华414派的群众，至少绝大多数人，虽然都发自肺腑地坚信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左的造反派最终不可能在中国掌权，但是同样也坚定地认定王光美对付蒯大富的那一套也是错误和反动的，因此认定将来在中国掌权的只能是既反对走资派又能团结保守派的大多数的414派。正因为如此，四十余年来毛泽东主席对《414思潮必胜》的上述发问，一直在催逼我百折不挠地攀登人类历史上的政治理论高峰：
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定要在其功成名就的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毛泽东主席到死心里还是“自信又不自信”，并不踏实地问自己问自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为什么414派的绝大多数群众不仅自发地认定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左的造反派最终坐不了天下，而且都自觉地声讨1966年8月24日清华保守派组织的震惊全国的红色暴力事件呢？
为什么我这个按照文革标准百分之百的“黑五类子弟”也死心塌地认定“红五类子弟”蒯大富们坐不了天下，坐天下的只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立志解放全人类的414派？
…………
最后，历尽千辛万苦，我最终于在在佛祖的“缘起说”的启迪下大彻大悟：原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人类历史的伟大的试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将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解决有史以来私有制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进行终极的检验，并为人类社会真正有效地告别资本主义与暴力社会主义你死我活大搏杀的历史时代，作最后的准备。
所以，我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时节，特意真诚地面对全体清华大学的校友，揭示一个对于我们大家而言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历史事实：清华大学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几年，实际上是清华大学百年以来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甚至对于全人类的解放贡献最大的几年。
一、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共产党
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超越党内路线斗争的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否定的历史举措，不但在理论上不是名正言顺的，而且在实际上也不是大公无私的，同时陈云为了给自己子弟的仕途扫清道路，不顾一切地批示清华文革两派都要否定，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向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的“抓三种人”高潮，无疑证明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文革造反派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所以，虽然邓小平领导中华民族告别文革和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是伟大和不可磨灭的，但是中华民族也为邓小平和陈云联手造成的空前绝后的文革冤假错案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因为如此巨大的文革冤假错案的长期存在，对于民族在新时期迫切需要的大联合，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文革实际上联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暴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根基，联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根基，甚至联着未来人类和谐世界的历史根基。
正如我的很多理论著作和文章里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私有制社会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后期，其私有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劣根性也发展到了极至，所以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创导的暴力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企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彻底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事业，是天然合理的事业，而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的一搏，必然也是天然合理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试错历史，因此否定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无疑就是否定其内在的伟大的试错精神，从而否定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否定人类本身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因此，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说不可以与时俱进地更新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是应该永远牢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创导共产主义事业的初衷，始终站在“只有解放全人类的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去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而决不可以站在“为了解放自己才去解放全人类”的狭隘自私的立场上，去错误对待过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因此，在没有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到底是什么之前，就无原则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天然合理性，至少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的解放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因为无数的革命先烈事实上已经为之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实际上，由于文化大革命将暴力社会主义事业推到了极至，从而完全彻底地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必然存在的劣根性，这个历史事实与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对立统一地合在一起，刚好历史地成为创生“三个代表思想”、“和谐世界战略”、“和平崛起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正确的“国家控制”观）的否定之否定基础，同时也是我创生的完整系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基础。而这些理论和思想，实际上已经为中华民族的崛起，甚至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这个道路和方向就是我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中反复讲的：高举“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所以，应该科学正确地明示：没有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甚至没有
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现代大过渡，因此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从而也否定中国共产党自己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二、清华文革的历史意义非凡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伟大的试错，所以清华文革两派斗争，作为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红卫兵运动的试点，对于文革完成历史试错使命意义非凡。因此，清华文革两派斗争不但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政治内涵，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广大民众到底最终能否接受和支持毛泽东文革思想的历史内涵
历史证明，蒯大富及其领导的清华文革团派的文革历史使命是自觉地展示和捍卫毛泽东文革思想的天然合理性，从而也不自觉地暴露毛泽东文革思想的劣根性；而清华文革414派的文革历史使命是自觉地反对蒯大富及其领导的清华文革团派在掌权时暴露出来的造反派的典型的劣根性，从而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质疑和证伪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必然内含的劣根性。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完成“将暴力社会主义事业推到了极至，从而完全彻底地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必然存在的劣根性”的整个历史使命而言，清华文革两派，都是完全必要的，两派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换言之，清华文革两派决不不是像陈云讲的都要否定，恰恰相反，清华文革两派都应该历史地肯定。
三、蒯大富是文革英雄、不是反革命罪犯
众所周知，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是清华文革正面的代表人物，同时实际上蒯大富对于全国的文革起到了“让全国人民普及了一个蒯字”的重要作用。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的表现雄辩地证明了蒯大富决不是反革命罪犯，恰恰相反蒯大富是名副其实的文革英雄和真正体现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顶级的红卫兵领袖：
【1】面对走资派反动路线对群众言论自由的残酷镇压，在文革中初出茅庐的蒯大富，就出众地显示了造反派敢于向压迫和镇压他们的强权反抗的英雄本色。
【2】蒯大富关于权、权、权，念念不忘政权的“权经”体现了蒯大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当时一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水平，因为作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无产者，能够认识到了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第一重要性，无疑说明他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3】蒯大富在文革中敢于将414派四十余名头头和干部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无疑说明蒯大富对于毛泽东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已经真正吃透了。
【4】蒯大富迅速领会中央文革处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武斗事件的精神，干脆利索地将清华文革变成为武斗战场，应该说说蒯大富对于毛泽东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也已经学到手了。
【5】蒯大富面对大批工人解放军包围他这个红卫兵领袖领导的文革左派组织（团派）的现实，敢于下令向工人解放军开枪，雄辩地证明了蒯大富是名副其实的文革英雄。因为，在当时文革的条件下，红卫兵领袖蒯大富领导的左派组织（团派）被包围，一般地说，很可能是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中央斗争中失败了，甚至中央出了类似政变之类大麻烦，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中明确地揭示，蒯大富在清华敢于向工人解放军开枪，无疑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文革思想的一个极大的鼓舞。蒯大富的上述惊世的文革表现，让我联想到自己在文革中有一个感觉良好的作品，那就是我将林彪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的语录选定为414派的战歌。我为什么要将林彪的上述语录选定为414派的战歌呢？从我个人的人生观而言，是因为我认定作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需要牺牲的时候敢于牺牲”，那么这个人无愧于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人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蒯大富在文革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向工人解放军开枪，说明蒯大富当时确实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敢于牺牲”的真正的人了，因此我在文革后一直非常尊重蒯大富，同时这也是我在文革后在与蒯大富的交往中，能够包容和理解蒯大富存在某些与我很不相同的个性的原因。
所以，蒯大富的文革思想和实践，在清华大学全面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革思想的历史合理性和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中的蒯大富已经不是蒯大富自己的蒯大富，文革中的蒯大富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革思想的蒯大富，蒯大富为文革完成历史的试错使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414是更为高级的文革英雄
清华文革中的414派群众组织，作为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面，虽然其思想和实践总体而言并没有跳出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框框，但是由于其自觉地集中力量发现和批判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的劣根性，所以其必然也不自觉地为质疑、发现、甚至证伪毛泽东文革思想的劣根性作出了某种难能可贵的贡献：
【1】414派继承了清华文革群众运动开始时出现的清华“八八派”的遗志，一开始就认定文革中片面强调打倒走资派的政治作用的极左派人物，必然只能是为了解放自己而参加文革的痞子或勇敢分子。
【2】414派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强化阶级斗争的力度和使用暴力是维持不了执政者的执政地位的，执政者要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主要必须能够团结社会的大多数并为社会的大多数服务。
【3】414派不自觉地意识到阶级斗争很可能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很可能是不断地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4】414派在文革中自信地认定，中国未来的当权派不应该是走资派，也不应该是像中央文革那样只热衷于打倒走资派的极左派，而应该是像周恩来那样的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能够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当权派。
【5】414派普遍意识到决定清华文革命运的力量不在清华大学内部，而在清华大学的外部，因此414派基于对中央文革极左文革路线必败的信念，基于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是没有出路的信念，一直为早日结束文革而自觉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坚持清华武斗中更为如此。
所以，在清华文革中，414派的文革思想和实践，在评判社会派别先进性的标准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方面，在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方面，在中央文革的路线的极左路线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证伪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革思想的作用，并为我们后来为了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的解放不断勇攀理论高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条件。
至此，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在文革中充当中央文革的反对派比充当中央文革的拥护者要困难得多，同时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最终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所以414派整体相比蒯大富领导的团派而言，对于文革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试错使命，贡献无疑要大一些。所以，我个人认为，清华414派整体而言，是比蒯大富更为高级的文革英雄。
五、清华文革是当代最先进的哲学
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摇篮
到目前为止，我有所了解和接触的与清华相关的人们，包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自发产生的第一个领袖人物唐伟，包括举世闻名的中国文革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包括现在仍然活跃的清华414派的领袖人物沈如槐、陈楚三、汲鹏，包括对于文革有过著作的刘冰、唐少杰、陶德坚、邱心伟、原蜀育、唐金鹤、叶子江、宋永毅、徐海亮、戴维堤等，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和陈云等，对文革派别的评判普遍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共同的两点论的水平上。具体地讲，在他们看来，文革的人物和派别：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新文革”的，就是“旧十七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毛泽东路线的；就是刘少奇路线的等等。
实际上，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普遍不是直接以两点论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三位一体的三要素形式存在的。举一个对于任何人都有效的例子：对于我们人而言，从其身体的基因结构，既不可能属于其父亲的基因结构派系，也不可能属于其母亲的基因结构派系，而只能是在对其父亲基因结构派系和母亲基因结构派系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顿悟（两性交配顿悟）创生的儿女基因结构派系。
因此，我后来发现，清华文革414派是本质上不同于无产阶级造反派和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某种派别，而414派所属的阶级，是人类社会在告别原始的氏族社会时就已经存在的知识阶级，这个阶级就是创生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柏拉图思想的士大夫阶级，就是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体现的现代中国知识阶级，同样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广大的白领或所谓的中产阶级体现的现代西方知识阶级。
所以，我今天愿意明确地告诉网友，我最近在清华校友网通过批判西方民主政治，展示的我在1997年创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即“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摇篮，就是母校清华大学的文革。
“统一论哲学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公式进行概括：宇宙万物是以缘生缘灭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或者，宇宙永远是负阴抱阳、无始无终和有序发展的宇宙。
“统一论哲学思想”有三大创新理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清华文革：
【1】“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系统适应环境的“外因决定论”。这个理论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准问题，从而解决了：清华文革两派争论的所谓的左派标准问题；阶级斗争是否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标准问题；暴力革命到底能否最后解决文革的最终目标问题；清华文革的命运到底是否掌握在清华两派自己手中的问题等等。
【2】“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系统内在结构的“三位一体论”。这个理论直接解决：中国历史最终到底是414派主导现代社会、还是团派或保守派主导现代社会的问题；也解决了为什么414派在没有后台的文革历史条件下，能够吸引广大中间群众和在武斗中坚持到底的问题；还解决了为什么团派单纯地依靠提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力度，不可能在清华文革中建立和维持自己的政权的问题等等。
【3】“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系统突变或质变的“顿悟理论”，解决了《414思潮必胜》的创生，主要不是一个个人才能和主观努力的问题，主要是一种特殊因缘催逼下的某种程度上的顿悟问题；解决了414派对于团派的斗争必须坚持到某种极限，清华文革的政权问题才能突然不以清华两派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解决，因此坚持、坚持、坚持到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是414派在清华两派斗争中不被团派消灭的唯一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
结 论
所以，无论是从清华文革实际上已经为伟大的文革完成其历史的试错使命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出发，无论从清华文革对于中国创生“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无论是清华文革事实上为中国出了不少的举世闻名的人才出发，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清华百年最荣光的一页！
清华文革体现的人类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
本期博客思考题：请思考今天转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