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锡良

　　人类社会的知识似乎也遵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人类文化发轫之时，人们的思想与学术是不分家的，而且也不专业。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似乎什么都谈，什么都在他们的思考之列。这样的情形，据马克思说一直到德国的莱布尼滋时代或者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学派，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之前的时代了。也就是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谈及任何学问了。人们读书做研究，越来越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稍有越出范围立即会有人指责其“捞过了界”。人们也不再以有思想为荣，而是以专家自居者多。思想家是狐狸，专家是刺猬。狐狸懂得许多事，专家只精通一件事。

其实，“专家”是可以批量生产出来的，比如大量的硕士、博士，工程师、律师、教授等等，大都可能只是“专家”，都是刺猬型的人。但是思想家却是能够博通数个领域，或者能够以最具原创的思想观点，来重新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是狐狸型的人，能够打通专业的界限，作天地人的全盘思考。因此，思想家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是千年的水磨工夫才能偶尔出一个的，不是大学里的学术专业所能够培养的。他们的出现在人类社会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他们一旦出现，人类就会进入另一个时代。但是人们还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地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世界往往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改变知识的状态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近现代最典型的此类人物有卢梭、康德、斯宾诺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爱因斯坦等等。他们往往不会是以专家的面目出现，所以许多时代，因为他们的思想并不入世，往往得不到当世的认可，所以过得非常贫穷而静寂。但是往往身后会热闹。

在一个宗教的国度，这样的人有非同凡响的影响力与精神地位。比如美国哈佛仍然把校训定为：以柏拉图为伍，以亚里斯多德为伍，更要以真理为伍，并且用拉丁文来写。这其实是思想家牛顿的一句名言。在中国这样基本上不信任何宗教的国家，也有让这样的人进庙祭祀的传统，这样的人有吃冷猪肉的资格。比如孔子、孟子等。但在一个缺乏宗教的民族这里，未来的荣耀始终经不住当世的功名利禄的诱惑。许多时候，入世的热闹远比身后的热闹要有诱惑力。所以，中国出思想家就出得少。孔子一生基本上是在世俗中度过的。他的言行举止基本上没有超出功名利禄的范畴。但是苏格拉底留下的最后名言却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2页。）假如苏格拉底也像孔子那样：“子不语怪力乱神”，根本就不信任何神，那么他还会有勇气作出这样的为思想信念而选择死吗？很难料定。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境界分出了高低。中西方的思想深度也在这里分出了高低。东西方不同先哲，常常是不同文化的开端。

中国缺乏思想家，同时又奇怪地缺乏专家。思想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它只不过是还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本来面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