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王延蛟
学生作为弱势群体，受到法律的保护。学校的功用，不仅在于把好学生教育得更好，也在于把“坏”学生加以改变，这才是教育的基本功用。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就如同一张白纸，至于描绘成什么样的图画，除了自身的努力，学校的责任和教育的担当也责无旁贷。人本善良，没有一个学生从开始就有“问题”，学生出了“问题”，学校要承担管理引导不力的责任，老师要承担教育帮助不够的责任。“只有不好的教育，没有不好的学生”，学生的“问题”，学生既没有能力承担，也不应当承担。
广东省城市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奋明表示，“广州没有城管，将是一团糟。”孙先生语出惊人，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为城管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却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对广州的小商小贩们搞一个调查，我相信受伤的绝对不可能是城管。相比于城管队伍，小商小贩是弱势群体，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而城管野蛮执法的新闻在各地也是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说城管很受伤其实是对大众智商的嘲弄。
服刑犯合法、正当的权利与自由，确实应该得到应有的保障和尊重，但任何人性化的改革，都不能践踏和突破国家法律法规的底线，都不能弱化监狱本身应有的惩戒意义，更不能挑战社会的常识与正常的社会心理判断。否则，难免会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错觉：原来如今坐牢可以如此轻松和潇洒。
对固定本地电话等业务资费实行上限管理并非新举措，早在2007年5月就已规定：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资费方案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实质上，政府主管部门把握了许降不许升的管理原则，此次只不过是原规定的重复，没有多少新意。
如今电信的成本与以往相比，运行成本已经低得多，很多费用几乎是不用多大成本，如：月租费、改名费等，如今再提出固定本地电话等业务资费实行上限，其实质还是维护几十年来电信的收费，保护部门利益不受到影响，很难说老百姓能得到多大的实惠。
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许焚烧垃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垃圾处理中曾经见到的 “处理一片垃圾产生一处污染”的遗憾。就当前的技术条件看，或许相关方面能够有效避免污染的产生，但是，我们应该充分思量民众的接受度。毕竟，民众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对于公权来说，只能竭力维护并帮助其实现权利，而断不能在所谓为民的理由下，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侵犯他们的权利，哪怕是过后能证明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
将干部队伍年轻化简化为“低龄化”，也极易导致干部人才资源不必要的大量浪费和虚置，挫伤许多其他年龄层级干部的积极性。对于领导干部、公共服务来说，“年龄”并非只是一种负担、累赘，相反很多时候倒很可能是一种难以替代的宝贵财富——通过时间长期积累、积淀下来的丰富人生阅历、工作经验。
当前各地地价虽然普遍拍出高价，部分地方甚至不断有“刷新纪录”的新“地王”产生，但是如果改革土地出让模式，并非不能对畸高地价与房价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比如，如果变当前的土地出让“价高者得”为土地限价招投标，即政府在地块进行招投标前先根据所在地段及供需情况等综合因素确定一个最高限价，实行在最高限价内价高者优先，但是超过最高限价者一律“出局”，就可有效遏制地价及房价的飙升。而如果各地在部分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之后，依然实行原先简单的“价高者得”土地出让方式，在土地供应相比市场...
如果说“特权车”的存在不是个别现象，那么邯郸市有关部门对网友的发帖和媒体的报道就没有必要过于紧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最好态度。可是在媒体跟踪采访时，邯郸市相关部门的解释却三易其口，经过了否定—承认—再否定的过程。按照邯郸市外宣局的解释，这些车辆免过路费是为方便领导工作。笔者不禁要问，需要方便工作的有280位领导吗？即使市委书记和市长需要方便工作，他们每个人需要几台车免过路费吗？这种前后矛盾、极力辩解的态度，让人感到邯郸市有关部门对公众和媒体的监督缺乏诚意。
近年来，在全国二级市场交易的土地有一个较明显的规律，即卖地的多为带国字号的企业，接手的则是另外的下游企业。很显然，国字号开发商握有政府人脉资源优势和优惠的信贷政策，拿地更易。但他们卖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开发房地产，更多地是伺机转卖土地生钱。在地价扶摇直上的这些年，“炒地皮”获利比自己建房卖房来得容易得多。
政府部门之间之所以避免互相质疑，常常是因为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担心揭开了“疮疤”对谁都不好。现在，科技部质疑工信部无疑开了个好头，打破了官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潜规则”，让推动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质疑，从公众对政府行为和社会现象，上升到政府部门对政府部门，这种“升级”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