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王延蛟
即使不是新华社的报纸，照样可以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舆论监督的存在与报纸本身所属单位没有关系，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如果新华社的报纸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只是对公民或别的企业进行监督，那么，这样的舆论监督是不完整的监督，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不负责任的做法。
法学专家的观点，自然不无道理，但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大部分的网络热议，也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就是小姐在成为小姐的时候，她已经让渡出自己的尊严。也就是说，她在从事皮肉生意的时候，她的品格不再“庄重”。这种“职业”——“小姐”也算职业的话——让她感到猥琐和羞辱。这就是几乎所有小姐，面对镜头时张皇失措极力回避的原因。或者说，这一职业只是黑夜的职业，不能曝光在阳光之下和亲人面前，一旦曝光，就会让她们无地自容。
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成是败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而导致成败的原因却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只公布成败却不说导致成败的原因，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猜疑，比如有关方面是不是“有利则争，无利则推”、因嫌麻烦而当甩手掌柜？等等。至少，不公布导致成败的原因不利于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不利于各方共商对策，最终也就不利于今后对小贩摆摊问题的解决。
尽管导致见习医生、医学研究生在医院“无证行医”的根源在于现行执业医师考试制度中的某些缺陷，但如果参与抢救的医生全部是无执业资格的实习医生，而没有执业医师在场指导，这只能说明医院在医疗管理上出了大漏洞。因为这不仅违反了医院管理的基本制度，更是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行为。若事实如此，则北大第一医院在导致患者死亡的责任中难逃其咎。
一纸稚嫩的“罢学保证书”，给家长带来了难堪，也刺痛了社会的神经。从这份“保证书”中，我们还看到了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和认知尺度，不再是你说我听、你打我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而大有一种“我的人生我作主”的架势和气度。
现实就是这样，有些学校的发展不是靠政府而是靠老板，靠政府不如靠老板更实际，难道不也是教育世俗化的真实写照吗？因此，教育部门除了作出横陂中学校长接受诫勉谈话，作出书面检讨，通报全县，听候处理这样的处理结果外，难道就没有反思的地方了吗？
产品的好坏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几个“皮肤光滑白皙”的员工指着自己的脸说了算，更不是几个“体型苗条”的老板扭着腰说了算，而是消费者说了算。因为，他们只认质量和信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买“豆腐”，只看“西施”的好色之徒，但那毕竟是少数。
《枫哥说性》必将受到热议，不是因为话题敏感，而是因为著书者身份特殊--“厅级官员著书说性”，仅此一个标题，就能给人带来无限遐想，“不务正业”、“为官不正”都可能成为投向枫哥的冷弹与暗箭。
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张枫作为省计生委主任，享有言论出版权，利用8小时之外的时间，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话题著书立说，既教化他人，又恩泽社会，也就未尝不可。至于书中的春宫图、性爱姿势是否“卫生”，相信会有责任编辑帮助把关，不需劳我们操心。
从公民维护权利的角度看，虽然在很多时候，群众信访举报首先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但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利益分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较大变动的条件下，群众为维护一己之私权而努力、抗争，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群众以信访举报的方式维权，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需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政治高度，对群众的维权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用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负责人的话说，要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既然是陋习，就该毫无争议地舍弃。公共管理者在世博会到来之际，要求市民“穿睡衣不能出门”，实则也很正常——窃以为，这是适度的文明管制，是管理伦理的某种进化，而不是所谓的“公共权利限制”。“约束”是表象、是方法，而关爱和警示才是 “内涵”，从长远来看，获益的是城市文明和社会道德。当然，希望在世博会结束之后，“不穿睡衣出门”的适度文明管制可以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