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政改安全「切入点」


 

寻找政改安全「切入点」

----专访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   

  

  有选择才叫选举。不是说在选举中增加竞争性,执政党的功能就发挥不了了。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可选择的人才。

 

  从今年3月到明年上半年,执政党地方四级党委的换届不仅牵动着几十万官员敏感的政治神经,同时也散发出久违的政改气息。

 

  中央政治局在6月29日进行了一次集体学习,主持学习的胡锦涛强调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概念。

 

  今年4月,胡锦涛访美,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同样提及政改,他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他表现出对政改的信心,“今后,中国将根据国情和人民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丰富民主的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而去年底温家宝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採访时,与该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侃侃而谈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6月,人民网和光明网几乎同时发佈一份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报告规划了今后20到30年中国政改的努力方向和具体目标,认为中国必须实行一党执政、以间接民主为主的政治体制等构想。同时还提出选举的改革方法。

 

  这份两年前就完成的“政改报告”却在此时公佈,无疑与当下“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政改思路逐渐明晰,政治体制改革讨论逐渐增多有关。选举制度方面的改革,因为涉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与民众关係最为直接,本刊记者就选举改革对政改带来的影响和作用,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研究室主任王长江教授。                    

 

  政改的安全“切入点”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由你的同事周天勇教授执笔的“政改报告”,对我国的选举制度提出了很多设想,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政改的安全“切入点”。但“直选”概念似乎容易引发歧异。你的判断呢?

 

  王长江(以下简称王):“直选”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实际上,不同的人用这个概念,含义和侧重面都是不一样的。在有的人看来,它可能表示由公众直接选择掌权者或他们的代表,如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代表;另一些人则可能强调的是公众不但有选举权,而且有提名权;还有一种理解,就是针对过去实际上官员和代表都由上级党组织来任命(或者表面上叫做推荐和提名,事实上指定了唯一的人选、让公众或他们的代表无法行使选择权)的状况,把让公众或他们的代表真正拥有提名权和最后选择权的选举都统称为“直选”。

 

  这个意义上的“直选”,是宪法早已作出规定的。问题在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的体制,把这一原则严重扭曲了,使得公众的选择权、代表的选举权都形同虚设,事实上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老百姓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公众对官员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我们执政中出现的许多作风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说到底,就是因为官员可以不在意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只要把上面的人糊弄好了,就可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和公众之间没有权力授受关係,无须向人民负责。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宪法中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作为中国政改的“切入点”之一,我是同意的。当然,从步骤上说,可以先从乡镇做起,逐步推向县市,可能更稳妥些。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我国的情况复杂,不能一刀切,不能指望哪一天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缺的、对任何情况都适用的模式来,大家执行就行。为了保持执政党的控制,可以先用试点的方式,要慎重。

 

  《南》:政改报告中提到,通过推出两个候选人,来保证选举是竞争性选举。您刚才提到,要保持执政党的控制。这两者实践中如何协调?

 

  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化,不是说在选举中增加竞争性,执政党的功能就发挥不了了。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供选择的人才。民众把权力交给公共机关,当然有权决定这些权力由谁来执掌。有选择才叫选举,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但是,普通大众毕竟不是这方面的内行,完全由他们从头做起,无异于大海捞针。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由政党把人才推荐给公众。这就需要政党做好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输送人才的工作。所以,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们过去有错,但不错在党介入了干部人事工作,而错在越俎代庖,虚化、架空了公众对官员的选择权。

 

  具体来说,比如随着县一级推行选举,县级党组织应当从目前实际上作为县政府的上级机关发号施令的状况逐步转向通过选举等合法程序、把自己的优秀人才输送到公共权力机关中去,通过他们体现党在政治运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织应当更多地表达民意,对权力机关的运作进行监督,在公共机关的决策和施权过程体现自己的影响力。

 

  《南》:谈及人大代表的作用,今年上半年有两件让人深思的事情。第一个是,在今年“两会”的时候,一家门户网站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不知道社区人大代表是谁的人,占92%,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沟通的,占94%。第二个是,广东省人大曾做过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是53.8%的人大代表赞成每年向选举单位述职。46.2%的代表对此“投了反对票”。近半数的人大代表反对向选民述职,是因为他们觉得代表不是全职,却要承担述职义务,这本身就有点权利义务不对称,而一旦述职不通过,又将会给自己带来难堪。

 

  王:对于第一个问题,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代表往往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的。由于不是选出来的,人们不会把代表看得多重,也不会对代表抱多大的指望。而代表呢,由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社区的老百姓,也就无须刻意到老百姓中去联络感情。这种情况下,人民和代表之间互不相知,其实很正常。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着重谈谈那46%的代表。在我看来,“主业”、“副业”之说恐怕只是一种托辞,不想接受监督、缺乏责任感才是真实想法。从这一点来看,它是和前一个问题联繫着的。我们的人民代表长期被当作一种荣誉、待遇,由上级来安排,因而很难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情况这几年有明显的改变,但要使人民代表树立向选民述职天经地义这样的观念,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南》:如果真正落实竞争性选举,那么有一个中国国情不能不考虑到,比如失败者怎么安排?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王:要有真正的选举,首要的前提是落实公众的选择权,即要有竞争。当然,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竞争,就要考虑一旦没有在竞争中获胜,人往哪里安排,关係如何相处等等,毕竟我们的官员和西方不同,他们竞争不成可以去当律师,当教授。我们的官员过于职业化,当不成,可能就不好安排,甚至意味着失业。这里涉及整个政治体制问题。所以,正如前面说的,如果要做,就需要先进行试点。

 

  《南》:广泛地说,如何估计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难度?

 

  王:改革难,就在于它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体制改革要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引进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要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使得可分配的财富大大增加,改革有可能在增量上做文章,从而使利益冲突有所减缓。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因为它是要改变邓小平批评过的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要分散和消减过度集中的权力。从这一点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会遇到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推动着民主政治,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央现在从各个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一些国家改革的教训也使我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需要审慎地推进。这个审慎,表现在做法上,就是努力避免过去那种还没有动作就先造势的情况,不事声张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在我们已经长期形成的强意识形态氛围下,政改中的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意识形态的争论,这种争论往往把问题推向极端、非理性化,激化社会的对立与冲突。

 

  《南》:执政党高层一直强调“通过四级党委换届,推进党内民主”,请分析其中的内涵。

 

  王: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今明两年的四级党委换届,是一件各个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的大事。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在换届中有所体现,就不能说换届取得了成功。也正因为此,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和条例,来指导这次换届,要求各级党委在换届中必须按法规办事。这些文件中,也包含了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内容,反映了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的思路。

 

  我想强调的是,要使这次换届工作对政治体制改革起推动作用,应该给地方各级党组织留下一定的实践空间,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创新。

 

  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多样化。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由上面设计一套完美无缺的模式、下面无须思考地加以执行的工作套路,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在其他领域是如此,在政治领域和党的建设领域恐怕更是如此。

 

  可喜的是,在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促动下,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许多地方实践的公推直选,“三票制”,扩展到党内权力配置的党代会常任制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因为一些探索不够成熟就简单地停止他们的尝试,很可能挫伤地方党组织的创新积极性,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

 

  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容易,我们才应当对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大胆探索予以保护和热情鼓励。如果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今后再想调动,恐怕也不容易,因为这种伤害,很可能伤害的是他们对上级党组织的信任。这种结果,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党员和干部都不愿看到的。

 

  《南》:推进政改,是否折射出执政党的发展变革?

 

  王:改革不可避免,谁也无法阻挡改革的脚步。中央高层针对人们在反思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怀疑改革道路和方向的倾向,鲜明地提出要深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无疑是看到了这种发展的大势,是顺应潮流之举。

 

  要深化改革,政治体制问题就不能不提上日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问题已经成了制约我们继续发展的瓶颈。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以为,从这个视角去解读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说法,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这是民族之福,执政党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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