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大往事*
顾自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我于1996年秋考入宁夏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尽管当初报到时踌躇满志的我怀着极大的不满和失意，但还是在无可奈何中成了宁夏大学的一名学子。也许正是这个不情愿的开始，让我在这里有了意外的收获，也使我与宁夏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一呆就是七年。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上，宁大求学的经历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七年的学习生活，使我对那里的每一处花草、每一处建筑都是那样的熟悉和留恋。告别母校和故乡，来到遥远的南方城市厦门以来，诸多往事不时徘徊心际。怅然之余，择其中几件叙下，寄文以感怀母校。
一、置身宁大的“幸”与“不幸”
初入宁大学习的两年，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大学过四年是很大的不幸。从感情上讲，我是不喜欢宁夏大学的。当初填报高考志愿时，志在必得的我只填报了重点类第一志愿的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岂料造化弄人，我竟然第二个就被宁夏大学外语系录取到英语专业。于是，这种“不幸”的感觉从那时就控制着我对宁夏大学的感觉，且久久不肯退去。加之，我初入大学，涉世未深，对现实事物的思想判断力较为幼稚，从而导致“理想化的浮躁”扭曲了我对美好事物的评价。内心深处那种“不幸”的感觉居然有膨胀的趋势。
长久占据心灵的不幸的感觉是一种无处诉谈的悲苦。于是，我逐渐厌烦了每日枯燥的英语学习，开始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惧怕有一天外语成了我唯一可以依赖的生存之术，会用外语成了我唯一的技能。在这种担忧的困扰下，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观：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是必要掌握的技能，可是一旦会说一门外语成为谋生之道却是最大的可悲（一家之言，相知一笑罢）。这种看法一旦形成，它就开始影响我的行为。于是，我每天“应付”完所有课程之后，便将主要的精力用在其他书籍的阅读上。我的年轻的心让我无法喜欢那些武断的教条和枯燥的课程，所以我经常逃课，却会熬夜看课外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读书实在太乱，也过于庞杂，充其量不过停留在一个自学者的水平。时常居然会陶醉于一些平庸的书籍并接受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见解。也许正如拜伦所言：“每一个处于天空布满彩虹的年龄段的人，说不清自己喜欢的颜色是常有的事，他所陶醉的只是彩虹的绚丽和光彩本身。”但也许正是这种对“丰富”和“绚丽”的陶醉，让我逐渐忘记了我在宁大的“不幸”，忘记了自己成长的烦恼。
有位学长告诉我说，大学四年的生活其实就是四句话：一年级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二年级时，知道自己不知道；三年级时，不知道自己知道；四年级时，知道自己知道。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这种成长的烦恼和是否在宁夏大学生活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在其他所有高校都会遇到的问题。因此，也许我自以为的“身在宁大的不幸”只是一种“欲加之罪”吧。
二、患不匀的特困补助金
大学一年级时，由于我们家弟兄三个人同时上大学，家庭虽不富足，但已感父母确实不易。于是，我鼓起勇气向系里递交了一份特困补助金的申请，很快便有了结果。学校答复：鉴于家庭困难的同学较多，特困补助金额有限，所以按照困难程度分三等：一等200元、二等100元、三等70元。发到我手里的是70元。于是，我用这70元买了一台可以收听BBC和VOA的短波收音机。当时，我已经很满足了(以为每个月都可以领到70元补助金)。后来才知道，特困补助金每学期只评一次。这样，我的补助金之梦破灭了。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和继续学业，也为了给父母减轻一点负担，我托学长帮忙联系了两份家教工作，每个月可以收入200多元，生活开始不再困难了。到第二学年时，班里申请特困补助金的同学居然多达一半（当时我们低年级小班上课，每班大约20人）。精读课后，班长上交申请书时发现没有我的，便问我是否申请？声音之大，问题之突然，让全班同学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包括精读老师），形势所迫，我没有多想就高声回答：“脱贫了”。全班同学愕然，继而笑声一片。事后，我才明白，那次没有交申请书实在是幸事和明智之举。因为那次交申请书的同学中，有位同学的父亲是县级财政局的副局长，其他一些同学的父母也非城市下岗职工，其中家在农村的只有三人。后来学校发放补助金的结果就更是出人意料：所有人都获批准。每个人发放的金额我记不清了，但这件事让我久久都不能忘记。当然。我无意责怪学校的不公，也无资格去评价这些个人行为，我想谈的只是我个人对此的看法。
中国有句古话：不患贫，而患不匀。我觉得众多家庭其实并不困难的同学申请补助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在我学了经济学后我才明白，学校发放的这种补助金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虽然对象明确界定为家庭贫困的同学，但是学校无法对每个申请者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审察，这就会导致发放时出现“配置误差”。而众多人同时申请也说明，这种小额的补助金不仅无法在实际上起到帮助同学实现助学的目的，却导致了两种意外的结果：一是学校因对申请对象的考察成本太高而忽视审察，搞平均化；二是学生利用学校的这种缺陷，进行投机来满足自己获取补助金这种公共品的欲望，这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所谓“公地悲剧”。我很奇怪，同学在填写学籍或者各类表格时在出身一栏都不会隐瞒，而在特困补助金的申请上却作假，实质上也许正是“患不匀”的思想在作怪。
对此，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提高助学金的金额，缩小补助的范围，切实落实对申请对象的审察。其实，这种行为并不应该被指责，因为大家都不是很富裕，每个人都需要父母来供养，希望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经济来源是多数大学生的心愿，也许这才是补助金问题的真正根源。
三、百花丛中的男人们
外语系女生多是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的。其中漂亮女生多也是各系男生再清楚不过的了。不知怎么，我总觉得她们好像失缺了一些什么。外表看来，她们多半很高傲，似乎在中国学了外语也和外国人一样似的，走路时眼睛多向上看，打扮多引领校园的时尚潮流。但一谈起话来，多半又令人失望。对问题的看法非常肤浅，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极为简单。我虽然学识不高，但却常常觉得她们“腹内草莽”（这句话外语系的女生或许不太喜欢，请原谅我的武断，但我以为这丝毫不会动摇那些追逐你们的男士们的信念）。
她们多半讨论的话题是谁的衣服、裙子或者帽子很漂亮，然后围成一堆，问问价格，咨询一下何处可以买到，然后相约同去。每餐前最后一节课前休息时，总会为吃什么而大伤脑筋。说灶上的土豆丝很难吃啊，回灶的麻辣烫不够辣啊，最近吃什么都发胖，要节食啊，或者会为前一天吃饭时卖饭的师傅给的菜太少而耿耿于怀。或是一起交流一下最近交男朋友的感受，评论一下谁和谁的love story啊，替谁谁的分手感到惋惜啊……（好像远不止这些，现在记不太清楚了，请见谅）。
我所在96级共有81人，其中男生只有9名。我每次谈起这个数字都是极不情愿的。在外语系，男生是“少数民族”，别系的男生常戏称我们是“活宝”啊、“百花丛中的男人们”啊什么的。不过，我必须如实的告诉你，和这样一群女生在一起学习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
因为是少数，我们这些男士倒是没有少受照顾。大二军训时，全校十四个系同时进行，室外场地本来够用，但后来考虑外语系女生较多，且体质较弱，于是，我们连的场地被分在校礼堂（位置在今教职工公寓后面的广场），而其他系的训练则在室外操场进行。军训本来是磨炼年轻人意志的，可是礼堂的条件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开日光灯，吹电风扇，训练休息也较为频繁。一周后会操时，只有外语系的方队看上去肤色较为享受，其他连队看上去就像来自非洲的雇佣军。我们男生因为没有编入其他方队也侥幸躲过一难。男生在外语系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每学期一次的劳动周。其他系因为男生多，分配的任务自然较重，多为挖沟，种树，积土方等重体力活，而外语系的劳动任务则多为除草，打扫校园卫生或者清理一些垃圾之类的轻活。每次劳动都和顽一样，基本上一周的工作只要两三天就可以干完。分到每个组的男生也颇受礼遇：有女生给买早点，请午饭；干活时，去时拉一车垃圾，回来时则坐女生拉的车，看得其他系的男生着实眼馋。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幸福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也有难受的时候。记得大一时上文秘课，带课老师上课提问，发现男生少，便说要提问男生。可是拿起名册点了好几个却都全是女生，一直点到第六个时，终于站起来了一个男生。带课老师擦了一把头上的汗说：“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结果笑倒了一片，反而忘了提问的问题。每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是我们最受冷落的节日。外语系每次都会为全系的女生包一场电影，却不给男生发票。每到这个时候我们9个男生便凑在一起大骂一气，然后愤愤地背包去教室查单词。更有甚者，99年宁夏大学第一次扩招，结果系内女生太多，有人反映厕所不够用。本来逸夫搂内每层都有男、女WC各一间，后来带课老师也反映常有女生因为等上厕所而上课迟到。于是，系主任一声令下，二楼的Man’s Room变成了Lady’s Room。当然，我们对此无话可说，谁让咱用不完呢？
虽然男生只有9人，但我们8人在一个宿舍却也乐趣无穷。每晚都会秉烛聊天到很晚，当然主要的话题是谈女生（据网络统计：高校男生宿舍以女生为主题的讨论占80％以上）。每年新生报到，我们都会查看新生的档案，然后聚在宿舍里给她们打分。此举看似无聊，有些难登大雅之堂，但每次大家都会认真讨论，详细分工，有时甚至因为意见不一致而争论的面红耳赤（比完成老师作业的热情高得多）。当初，由我主持的“208热线”也曾是大家的主要乐趣之一，鉴于热线资源仅供内部成员享用，内容禁止公开，所以只好请各位见谅了。
当年的这些“百花丛中的男人们”如今已各奔东西。9人当中，现一人在遥远的南方上博士；一人硕士毕业后，携爱侣赴杭州西子湖畔定居；一人硕士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教师（现在电话里聊天时，他还在为自己没有离开外语系而遗憾和懊恼呢）；一人在银川的一所中学做了教师（据他自己说每天辛苦的耕耘在讲台上，挣钱糊口）；一人在母校教书；一人在进出口公司供职，是第一个已婚的，现正处于老婆的严管期；有两人在网络公司供职，现为上下级关系（据说该部门只有此二人，一个任职经理，一个任职副经理）；还有一位现在北京艰苦奋斗，蛰伏以待时机（据本人估计：此子目前虽住地下室，但肯放弃优越的条件，当有可为）。
虽然天各一方，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对四年大学生活的记忆都一定会如我一样历久弥新。因为每一次对往事的回忆都掀动着对弟兄们的思念。
四、破碎的“联谊宿舍”梦
但凡有过大学经历的人，对“联谊宿舍”这个词也许都不会陌生，或许您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呢。虽然名义上是两个宿舍“联谊”，但其实多半都心怀鬼胎地打着“增进友谊，共同进步”的旗号，在联谊之名下，行“联姻”之实。所谓找“联谊宿舍”无非是计划着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找个异性伴侣（也许我的判断伤害了那些真诚而且纯情的同学，请原谅我的粗浅）。大一刚进校时，我们这些刚成人的爷们，也曾被这种想法吸引过。当然，身在外语系的百花丛中，要从外系找个满意的“联谊宿舍”实在不易。于是，我们全体舍员“广泛动员”，动用了几乎每个人认识的所有关系（主要限于同学、朋友，倒是没有利用有些同学的干部出身），试图找个同级的“联谊宿舍”。我们那次行动的投入之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几乎空前（绝后就不敢讲了，这几年高校扩招太厉害），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糟糕。可以用“赔了夫人有折兵”来形容，虽然这有些不太准确。
原来，要找“联谊宿舍”的远不止我们。被我们广泛动员和利用的“网络”们也在四处寻找“联谊宿舍”。最后，大家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认真协商，总算达成了一个“让女生知道必然遭到唾骂的”协议：即将各系的女生作为资源进行互换。具体操作就是，我们把外语系的女生介绍给其他系做“联谊宿舍”，而他们将自己系里的女生介绍给我们做“联谊宿舍”。结果，不到一个月，我们系里的七个女生宿舍几乎全部被各系瓜分。有的女生宿舍居然有四个“联谊宿舍”。而我们外语系这些“始作俑者”却是一无所获，一个“联谊宿舍”也没有找到。经过深刻反省，大家一致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条件太高。当初，大家规定选择“联谊宿舍”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获通过。现在想来实在可惜，那么多各系的女生希望我们帮着补习一下外语，而我们却都“自私”的拒绝了，实在是不该啊。到后来，这种抱着联姻目的的联谊不再对大家有吸引力了，因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放弃了“一票否决的集体联谊”形式，开始在战术上采取“单兵作战”的灵活形式，结果还真有开花结果的。
现在回想当初找“联谊宿舍”时的热情和激动，以及每次宿舍里对此的争论，总觉得那种感觉还没有走远。每次弟兄们聚会时也会聊起来某系的某个女生其实不错；某系的某某女生是谁谁的梦中情人，可惜被谁谁当初残忍的一票给否决了；于是就有人推说责任不在自己，也有人死不承认，也有人坦然承认，然后对当初投否决票的人笑着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字“恨……”。
是啊，大学生活，多少遗憾，多少欢笑和烦恼，如今都已不再，也包括那个没有圆的“联谊”梦，怎一个恨字了得……
五、红楼趣事
“红楼”在宁大不算正式的名称，但多数在那里读书的人都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宁夏大学的所有建筑基本上都是按照用途来命名的。比如，有化工楼、物理楼、数学楼、文科楼、综合楼、电教楼、和研究生楼等。顾名思义，确实直白，一目了然，但也乏味。感觉上好像化工楼从外表可以看到分子式；物理楼从外表可以看到摩擦力；数学楼从外表可以看到微积分方程；研究生楼从外表可以看到硕士的学位帽一样（个人感觉，不必当真，如果因此更名，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其实“红楼”的机构名称是研究生楼。我之所以喜欢“红楼”这个名称，一方面觉得这个称呼远比研究生楼来得自然，贴切，让人容易接受；一方面觉得“红楼”更具风情，饱含风月诗情，可以令人忘记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紧张和乏味。
“红楼”可能是宁大1958年建校以来现存最古的建筑之一了。属于全国高校都曾有过的那种“筒子楼”。并不高，只有三层，典型的起脊式建筑。据说最早曾作教室、办公楼、教工家属楼、单身教工宿舍等用途，现在专门用作研究生的行政和教学楼。其实“红楼”这个称呼时间并不似建筑本身那么久远，大约是96年装修时粉刷成红色的，便因而得此雅号。红楼应该是宁夏大学难得的美景之一了。尤其是在每年夏天，周围绿树成荫，绿色的草坪和各色绽放的鲜花都和红色的建筑相映生趣，再加上道旁供人休闲、读书的座椅上三三两两或读书或看报或聊天的身影，更增加了红楼的美感。
研究生在宁夏大学是个很小的团体，我在时最初只有一百多人，毕业前也只有二百人左右。这样一个小团体在宁夏大学多少显得有些特殊。由于人数少，所以对研究生的教学和生活管理也不很正式。红楼集宿舍、教室、办公室、微机室、电视房、休闲娱乐室等诸多功能于一身。不大的建筑却一应俱全，多少有些“社区”的味道。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自然增加了不少乐趣，现择其中几件叙下。
趣事一：宁夏大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的省属综合性大学。学生中主要以宁夏生源为主，因此，回族学生较多。本科招生当时只对区内，只有硕士对区外招生。很多来自区外的同学对宁夏的饮食不习惯，所以便自己做饭（当时并不禁止）。每到中午时楼道里叮叮当当的炒菜声，也是一番别致的景象。由于区外同学中汉族较多，许多同学好吃大肉（猪肉），所以常常炒得满楼道飘满肉香。作为公共场所的楼道，显然无法明确划分出严格的“清真区”，也无法阻止这种味道的飘散，往往是满楼肉香。结果，有人反映到处长那里，说这种行为不尊重回族同学的生活习惯，伤害了回族同学的民族感情，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等等。于是，“关于红楼内吃大肉”的问题被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上了大会。由于无法禁止同学做饭，最后只好规定禁止在楼道内做饭，提倡在宿舍内做饭，算是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回族同学的民族信仰。
趣事二：我刚到研究生处报到时，听人说我的同屋是个河南人，当时并未以为有何不妥。后来和大学同学谈起，有人一本正经的告诫我说，最好换个宿舍或者舍友。我问何故。曰：“河南人靠不住”。并给我讲了董存瑞手顶炸药包的“内情”。说当初董存瑞和一个河南籍的战友一起执行炸桥任务，结果点燃导火线后发现没有带顶炸药包的工具，于是河南战友说：“你顶着，我去找东西。”结果一去未返。最后导火线着完，在爆炸的前一刻，董存瑞高呼：“河南人靠不住”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我对此类不严肃的笑话多一笑置之，也很怀疑对河南人这种带有“地域歧视”的看法，于是并不以为然，也终于没有调换宿舍。后来三年的学习生活证明我的选择是明智的。我的同屋不仅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而且做事极其负责热心，乐于助人。学习非常刻苦。三年中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数不胜数。我一直为有这样的朋友和同学而深感庆幸。我本人生活能力很差，基本属于不能自理型，而且恶习较多。时常熬夜，早晨赖床。同屋每天都会买好早点，然后叫我起床，三年如一日，从无怨言。由于我们本科时都读外语专业，改学经济学后，基础较差，有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常常延续到深夜。同屋时常会和我聊起当初工作和求学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他最早中专毕业后在广州呆过几年，后来觉得知识不够用，便考回河南上外语专科，专科毕业后，有接着读了本科，本科毕业时直接报考了研究生。其中的坎坷和困难一般人自然无法知晓，我对他的经历和毅力很是叹服。我们彼此经常阅读对方的文稿，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这对我俩后来考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三年中，我因为在宁夏大学时间较长，朋友甚多。凡有人来访，同屋都会提供方便。而我学习也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足不出户（自然没有字面上这样刻苦，但只要看书一般都在宿舍），于是同屋便多到图书馆和教室看书学习。三年中我们共用一台电脑，用一张饭卡吃饭，每次吃饭都会打电话等对方回来一起去，从未计较过得失。难怪最后在毕业论文的后记中，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和同屋结下了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友谊”。
虽然如今，天各一方，他在西安继续深造，我在厦门学习，但仍在电话中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烦恼。我时常想：有友若此，幸甚！
趣事三：由于宁夏大学研究生较少，每逢过节处长都会很周到的为大家考虑，安排大家会餐。细心之处，让人感动。记得有一次元宵节，因为刚开学，学校不放假，多数同学都无法回家过节。所以处长特意安排大家到外面一家餐厅吃元宵，每人一份。气氛之热烈，确实让许多同学忘记了想家的感觉，也感受了研究生处这个集体的温暖。更有趣的是，处长担心大家没有吃饱，最后嘱咐餐厅为每位同学额外准备了约半斤元宵带回去自己煮着吃。细心和关怀，可谓至矣。估计如今扩招，这种待遇不会再有了。
趣事四：研究生因为人少，无法组织自己的运动会。但因为平均年龄在30左右，且多数体质文弱，所以也无法与年轻的本科生同场竞技。经过争取，每届运动会，我们都编入教工组参加比赛，并按照年龄段分入甲组、乙组、丙组、丁组等。和教工比赛自然信心大增，于是大家参赛的积极性大涨。处里对运动员的奖励也不错，很多人大学时根本没有机会参加项目，如今也堂而皇之的成了运动员。并且可以取得名次，获个奖励了，这着实让人开心。有趣的是教工组的比赛项目多为趣味游戏。如定点投篮，跳绳，托盘跑，绑腿跑，键球，立定跳，20米往返跑等，所以每次运动会，研究生们多是“满载而归”。
趣事五：宁夏大学研究生大约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各地起居、饮食和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加上个人生活习惯不同，所以生活中一些小事常让人苦笑不得。某君，堪称才子。平时学习极其刻苦，生活中却不拘小节，常着装邋遢，喜随地吐痰。此陋习亦为众人所知，连打扫卫生的大姐都不例外。一次大姐打扫卫生间，发现房顶上被吐了一口痰，于是便敲门质问该君。大姐说：“肯定是你干的，除了你，无人有此嗜好。”该君有口莫辩，急中生智，答道：“以我的个头跳起来也吐不了那么高啊。”围观的同学一片哗然。及至后来该君入党时，同学戏称：该同学贡献突出，成绩优良，应该发展为党员，但不讲卫生的习惯可以在组织的帮助之下，慢慢改正嘛。众党员又是一片哗然，这句话让党会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研究生中此类怪才，怪杰可谓比比皆是。他们或沉默、或高歌、或整日忙碌，或忙于笔耕……，甚至走路时有人的眼睛里都空无一物，不知是在为刚从身边经过的一对情侣而嫉妒，还是在为国家大事和学科发展而忧思。早先，我的两位师兄就因不喜与人交往（连自己专业的学弟学妹都不认识几个），就曾被人戏称为“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但研究生中流传的任何戏称，调侃玩笑之意更多，这丝毫不掩盖此辈怪人的才华和能力。
趣事六：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一次小小的地震，曾让年久失修，却多次被装修的“红楼”躁动过一回。当时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多半同学在学习，个别习惯早睡得同学已经上床了。楼板突然震动了一下，大约持续了几秒钟，于是，平静的红楼立刻人声鼎沸。大家在相互交流后终于确信是地震了。由于红楼的抗震能力显然有限，所以大家便陆续下楼，以防止后面可能到来的强震。结果站在楼下苦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动静。这么多人聚集在楼下不是常有的机会，而且刚刚经历地震的恐惧感一时还不肯走远，于是聊天的话题主要被锁定在地震上了。有人讲红楼楼板太薄，抗震能力太差，建议大家不要回去睡觉了；有人说如果在楼道里滚动一个10公斤的铅球，准定会有人跳楼；也有人还在回忆刚才地震时的感觉……聊天中看到有人拿衣服往外走，大家以为真的有人晚上要在外面过夜。于是就问，一问才知道，原来刚才地震时有两个安徽来的同学没有经历过地震，所以一时情急之下，穿着内裤就奔下了楼（后来据说这二位比门房大姐出去的都早）。结果因为门口人多，只好隐蔽于草丛之中，这会已经被蚊虫茹毛饮血多时了，实在无法忍受，只好央人代取衣服下来了。
趣事七：大凡在大学学习的人，谈论异性同学是个经常的话题，研究生也不例外。尽管此中也许有些低俗的成分，但我认为也不应该太多责备。男研究生们多抱怨女研究生容貌不甚理想。主张导师招生时多招些漂亮的师妹来，其实这种愿望还是很友善的。或许女研究生也曾有同样的想法，当然这就不得而知了。关于女研究生的婚恋问题是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家多半会半是关心半是担忧地认为：女研究生应该尽早解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否则毕业时可能就剩下“自古华山一条路”——考博了。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了这样一段很有损宁夏大学女研究生形象的流言：说‘天下丑女出宁夏，宁夏丑女出宁大，宁大丑女出红楼，云云……’。此流言的出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当然也无太大考证的必要。我相信多数同学是不会同意这种不负责任而且很恶毒的说法的。其实，所谓美丑都只是一种主观的评价，美不该只是外在的。过于表象的东西，多易流于肤浅，而且缺乏内涵。女性的美，外表当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部分，智慧与内涵以及综合的气质也许才是女性美的主要内容。男研究生们对女研究生们的评价显然有些肤浅，尽管他们其实多数都知道一些美学的基本常识，但在真正欣赏时也还是简单的只重视了姿色，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所以，该骂。然而错也许不全在我们这里。女研究生或许过多的长于知识和学习，而稍拙于其他。于是，看上去个个都显得过于矜持，不够活泼；过于理性，不够浪漫；过于朴实，不够时髦；过于内敛，而不够张扬了。这些或许是女研究生不够可爱的原因吧。其实，继续读书不仅无益于解决这一问题，相反往往会使情况更加恶化。我现在所在的厦门大学，就有博导专门对此问题举行过讲座。他说：“现在未婚女博士的婚恋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国家的精英培养计划……，有人说‘未婚女博士只能找博导，但是博导又都比较老’……”。
或许，这些关注对学姐学妹们的婚恋观会有所启发，让她们在追求知识的同时，能有意识的培养、塑造并改善自己的美感。
六、回忆毕业
我在宁夏大学经历过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两次毕业。本科的毕业，因为没有离开母校，所以毕业的伤感并不甚浓厚；而研究生的毕业标志着我在宁夏大学生活学习的结束，所以记忆深刻。
宁夏大学2000级研究生共有64人，三年的学习生活不仅让彼此熟悉了各自的面孔，也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途径对不同专业的同学有所了解。毕业之前，或许未曾强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该是一个集体。当我们在全国抗击非典的紧张日月中面临毕业时，这种感觉在每个同学心中变得异常之浓。非典的影响让我们的毕业多数有些不寻常，也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由于非典的肆虐，宁夏大学于2003年4月18日成立防治非典领导小组，开始对外出人员进行隔离观察，并于4月28日宣布全面封校。当时除了外出联系工作和考博的17名同学无法返校外，校内的同学也基本上失去了外出的活动自由。学校为防止非典的发生和蔓延，严禁同学组织三人以上的聚餐，饮酒更是犯了大忌。无疑，这对于我们这群沉浸在毕业和离别的浓浓伤感中的毕业生来说，是一个打击。三年共同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将要在平静中划上句号了。往日想象中的“举杯豪饮，对月相约，互送祝福……”已经成了一种奢望。甚至，在分手之前，都不能见到往日熟悉的面孔了。于是电话，电子邮件成了大家赖以联系和互相道别的主要方式。防止非典的紧张气氛，改变了我们毕业前的生活。我本人因为4月18日赶赴厦门参加复试，在25日返回银川时就被隔离。后来学校宣布封校，我便无法再返回学校了。直到离校前一周我才获准返校。其间一个月的生活可以用“游离”二字来形容。我一时不再能找到那种熟悉的归属感了，那段日子里，我不再属于宁夏大学，不能再属于任何一个集体了（包括我的家庭）。在没有确认自己未被感染以前，我不能回家，不能返校。我在宾馆住了20天，后来的20天是在同学那里过的（因为当时已经过了隔离期，但回家也可能被感染）。40天时间却让我领略了从未有过的漫长和无聊。我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孤独，怀念母校，怀念同学，伤感毕业……于是，我对宁夏大学产生了一种临行之前的莫名其妙的恨。其实，当时我住的离学校非常近，但却不能在学校内活动。每天只能在散步时在学校周围隔着栏杆看看自己熟悉的一切，回忆一下自己在这里七年的生活。非典已经让我不再属于那里了。
为了让同学们和我自己减少一些遗憾，我在中国同学录的网站上申请了一个“宁夏大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的班级主页，并委托同学转告大家离校前及时注册，以便今后联系。大概有一大半同学在那里做了注册，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日前，我上网时发现那里人气很旺，甚慰。
由于毕业论文答辩安排在5月中下旬举行，但学校当时没有解除封校令，所以我和其他16位同学均无法参加论文答辩，对此我们非常担心是否可以正常毕业。这一点显然有些多虑了，因为当时全国高校都有类似问题。学校决定对我们的问题另行处理。据说我们的论文答辩申请表和答辩记录表上都被盖了“特殊情况”的红章，倒也一路绿灯，顺利拿到了学位。这让我们的好多学弟学妹着实眼馋了好久（师弟师妹都觉得我们“捡了一个便宜”），但我们却觉得多少有些遗憾。辛苦付出了三年的努力，最后却意外的“省去了麻烦”（同学安慰我的话）。一年多时间为毕业和答辩做的充分准备和鼓足的势气，像个鼓胀的皮球一样，被非典的利刃划破后，全部泄了气。那种感觉就好像想要革命的阿Q，手里握紧了钢枪，显得凶悍无比，可是却苦苦找不到一个敌人。个中滋味是失落、空虚、挫折还是庆幸实在难以形容。
好不容易捱过了非典肆虐的5月，全国各地不再有新增病例出现，疫情被基本控制后，我也获准返校。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同学当时还没有动身返乡。
或许这一别，有人就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土地了；或许这一别，有人就再也见不到了；或许这一别，有的人就从此杳无音信了；或许……尽管三年中，我们对宁夏大学怨过，恨过，但此刻从心头久久徘徊的留恋和回忆证明我们是深爱着宁夏大学的。我被隔离的日子虽然不长，但这种小别，却让临行前的重逢显得格外有意义。于是我们三五相约，不顾学校的规定，还是举起了酒杯……或许这些举动在当时是危险的，但我以为却是应该被理解的。
毕业对于每个人也许是一种期盼已久的结果，但却常常发现来得太快，似乎自己尚未做好准备；也许是一种解脱，但却常常伴有分别的痛苦和伤感；也许是一种付出后的收获，却又搀杂着种种遗憾和失落。在离校前几天中，莫名的烦躁让我坐立不安。每天会对着宿舍里整理的乱七八糟的纸箱和杂物发呆，不时楼道里传来送别的声音，立刻起身奔出。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大家会不约而同的帮助要走的同学搬一下行李，道一些祝福。在那段短暂而难熬的日子里，我简要的回顾了自己在宁夏大学的生活，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得失参半，苦乐相当。心情彷徨而无寄之余，填了一首《满江红》。其质拙劣，实不足道于外人，然而行文至此，不知如何结尾，只好借此聊以自救，见笑于各位。
《满江红》
小小宁大，待到别时恨难断。曾几时，乌鸦上树，喜鹊坐禅。宁大湖畔鸳鸯宿，红楼内外书声传，更那堪，非典来临时，惺惺散。
三年前，多骂怨。三年后，声不减。叹今朝别去，何年能见。最惧高烧咳声传，又恐不聚无来年。待何日，再到宁大来，年年盼。
2003年11月6日
于厦门大学凌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