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若太多，幽默会受损

《自由若是太多了，高质幽默反倒会欠收》
丁学良 FT 专栏

[今天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是生逢其时！任何一个社会，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这个社会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性学大师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回望30年的专栏至今为止，多数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今天我愿意选一个稍微轻松的角度，谈谈“自由”与“幽默”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常引用成语教导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两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这门政治幽默的课开起来。它们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间苦难，是留给后代的遗产。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年2月17号，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灾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我认识很多在中国各界做事的人，常发来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层干部发来的一个说，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