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初，中国在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有过不少争论。个中是非曲直，人言人殊。至于中国人有无宗法意识，回答却要肯定得多。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担心自己被开除“球籍”，其实，如果从宗教信仰来说，不太关心天上事情的中国人，是最名符其实的地球人。中国之宗法，就平民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这是一种地上的宗教、世俗的信仰；至于皇帝，则是以天下为家，是故有“家天下”一说。

遥想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一群来自湖南韶山的山羊胡子乡亲不也及时赶到这座刚刚易手的城池，祝贺“毛家人从此做了皇上”？他们千里迢迢赶到皇城，目的就是要为毛家人“看着点”天下。(电影《开国大典》)

那个时候，宗族意识在农村的影响显然在阶级意识之上，以至于毛泽东在初闹革命时，不得不感慨“社会组织是普遍的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为此，党内甚至会为是否存在“农民党”发生争论。

此时的宗族势力不可谓小。尤其是大姓聚族而居的地方，只需各族首领一声令下，全族的人即可以倾巢而出，有的甚至可以领导万余农民向革命的农民进攻。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武装。比如，江西于都县上堡的钟姓靖卫团武装有近800条枪支；1928年，湖南大庸西教乡熊氏家庭也有数百条枪，贺龙率大部红军于1929年8月围攻熊氏团防，整整打了七天才有所斩获。

20世纪无疑是中国的宗族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的世纪。今天，当人们沿着教科书一点点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后种种有关“无私”、“无家”的政治动员时，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开始之初，消灭宗族与家庭一直是许多狂热青年的理想。

五四时期，当遥远的新文明曙光初现，其时的中国不光有废除汉字的争论，而且有废除姓氏的争论。为了与旧时代彻底决裂，有的青年甚至宁可不要大家族的家产，以抛弃自己的姓氏。有一个说法是，那时候碰到一个五四青年，不能轻易地“请问贵姓”，他很可能告诉你：“对不起，我没姓。”还有的人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很诚恳地告诉他：“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你不再是我的父亲，大家平等，都是朋友。”气得父亲直发昏。

在这些人物中，最开风气之先者莫过于两个人，一个是师复，另一个是江亢虎。

师复原名刘绍彬，立志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后因为废除族姓，改为师复。正是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蒲鲁东”的青年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单名制”与“废族姓”问题》，声称到了共产时代，无国界疆域之分，“一部贵族式的百家姓，绝对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废除族姓“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一种最彻底的办法”。

1912年5月，师复在广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鼓吹绝对平均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参加者多是师复的亲属和好友。大家一起学习与劳动，互相协助，过着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活动。其后几年，师复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无政府共产党”。他在宣言中称：“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至于江亢虎，如今已经鲜为人知。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他却是一位著名人物。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提到毛泽东和他谈话，毛泽东表示自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江亢虎原籍江西上饶，清末曾是个不小的京官。1907年，他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国家之苦、有家庭之苦”，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成为中国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者之一。1910年，江亢虎游历了八国联军的故乡，回国后的1911年即建立一个“三无主义”政党——中国社会党，这也是中国首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两年后，这个政党被袁世凯借内乱之名强令解散。

梭罗说，政府只是权宜之计。梭罗好歹还承认政府有些作用；而师复与江亢虎却彻底否定了政府的意义，社会之出路唯有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从师复的“多无”到江亢虎的“三无”，套用储安平的一句话，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急于否定过去的年代，无只有“多和少”的问题，而没有“有和无”的问题。谈到五四精神，世人多言“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忘了当时还有一个“无先生”。可以肯定的是，忽略了这一点，就不会很好地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

至于当时为什么在无宗族主义之外还流行无政府主义，一是因为西风东渐，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已经盛行一时；二是对中国政治的普遍失望：前有清政府之腐败无能，后有民国政府之怒其不争，所谓“旧毒未去，新毒又生”。既然民国与帝制不过半斤八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由厌恶民国的新政治发展到对现有的一切政府、国家形式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并欲除之而后快。

“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来自于法国的蒲鲁东。1907年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大力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和著作。此外，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等知名人士都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行列中来。此外，还有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与毛泽东。1919年，觉悟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决定废姓，用抽号码的办法重新确定自己的名字，周恩来抽到5号，遂以“伍豪”作为名字；毛泽东坦言“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似乎认为克鲁泡特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

至于巴金，更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后来受到批判，作为笔名的“巴金”竟成了他是老牌无政府主义的证据———“巴”是巴枯宁“金”则是克鲁泡特金。

总而言之，在大革命山雨欲来时，无政府主义被视为一种进步思潮。据有关资料统计，“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约达70多个。其后的革命的世纪，“无先生”虽然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样声名显赫，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否则，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在新中国初立之时，人们会告别小家走进了共产主义食堂，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四旧，“亡其宗族，先亡其家谱”，和尚被赶出寺庙等等。

这一切，固然有千种原因，但“无先生”这一思想来源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却是最不容忽视的。你可以说，无政府终于没有实现，后来变成了大政府，但在“文革”时期，这个国家的确一度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在那个极端的年代，江亢虎的“三无主义”基本实现，而且“三无主义”变成了“四无主义”，即外加了一个“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