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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错了突破口的馊主意
2.再谈财产公示
3.三谈财产公示
（一）选错了突破口的馊主意
高人
刘日的《“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一文，前9个自然段论述官员公示财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言之在理；但后5个自然段，选择“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作为突破口，却是出了个馊主意——恕我直言不恭。
何出此言？
“自荐、推荐的环节”的“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只是“候选”的干部，还处在既无职也无权——包括腐败的权力——的“环节”，选择他们作公示财产的突破口，而放着在职的干部不闻不问不管，被网民戏称为“专挑软柿子捏”，我看不如说成“专找青柿子掐”更确，总之是选错了方向和目标。此其一。
“因为他们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要‘进步’、将要‘担当重任’”，“所以，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请他们率先公示财产，让他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最为合理”，“如果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资格，并受到撤职、开除等处分”——以“公示财产”作为“被提拔”和“选择”的条件，不无道理，但这样软硬兼施，讨价还价，政治“交易”出来的干部，就“会更加注意约束自己”而“清廉”了么？此其二。
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举国上下唯以GDP论业绩，“一切向钱看”，加上权力不受约束，制衡监督乏力，导致腐败丛生，并形成“厚黑”的官场文化和“官本位”的潜规则，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已是积重难返——“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所“接受”的，就是这种被严重污染了的政治生态，没有相当的定力，恐怕难以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此其三。
从数量决定质量的角度说，“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是永远的绝对的少数，即使被提拔后个个清廉，也扭转不了大面积腐败的现状，这般的抓小放大，轻重倒置，对改善政府的诚信和公信力，对重新收拾民心，都无济于事。此其四。
文章还居然认为，“这样选择突破口的好处”是，“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干部队伍会比较稳定，并可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以不公示财产换取干部队伍的所谓“稳定”，真乃中国“特色”，这种对阻力的顺溜与翻墙，维护的是特权，“稳定”的是腐败，连资本主义国家和俄罗斯都不如！此其五。
至于“此举也符合中央在1980年代初关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的规划设计”，则是开脱老人腐败和腐败老人的“阳谋”——该政策乃是改革开放之初，为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而定，但中央决没有“规划设计”任何共产党人可以不受监督；刘日同志应当清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怎能把这一政策毫无原则地推而广之；再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公示的官员区别对待；何况，在中国，老人，即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宝贵在他们最讲政治，最有觉悟，最爱人民，理应率先垂范才是。此其六。
最后，文章还说，这样做，“为下一步全面构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积累经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官员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许多国家已经行之有效了多年，换言之，成熟的经验现成的，明摆着，拿过来试用一下就是，甭再拿“积累经验”说事，当作拖延的借口，忽悠百姓了。此其七。
从阿勒泰的官员公示财产，到刘日出的点子，即使用心良苦，我也不以为然，并有着“添乱”之见。
道理再简单不过——反腐必须全国一盘棋，并且自上而下做起，方能收效，在全球都一体化了的今天，局部的小打小闹，能割据出清廉的一方净土来么？除闹个满国风雨外，只会转移视线，涣散人心，瓦解力量，耽误正事——让某省政协主席之流躲在一边偷着乐。
曾被我们视为改革失败的俄罗斯，在官员财产的公示上，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了——总统做样，官员照办，总理帮腔：谁想捞钱，就去下海。
说实话，我也曾有过担心，更不愿见到刘日所说的情况发生——“在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将官员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统公之于众，会引起群众震惊，也势必遭到问题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
可前思后想一番，觉得官员的家资迟早也得见光，就像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一样，巨大的贫富差距一定令平民百姓瞠目结舌，所引发的心理和社会震荡肯定不小。但，越拖，差距就越大，震荡也越大，所以，早一天解决，震荡就减少一分，这是责任，也是名垂史册的难得机遇，需要勇气和智慧。
以上所说，真不如一位网友的留言精炼和精彩——
突破口可选在“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身上。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在官场的表现，是用“增量”的清廉稀释“存量”的贪腐，是用“绕道走”的方法解决改革的难题，是用“糊弄”的态度回应人民的呼声。财产申报，绝不应从“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开始，而应从最高层开始。最高领导都公开申报了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别的人就没理由不申报。这也体现了高层推进改革和根治贪腐的决心。可是，敢吗？在这个问题上，不缺计划，只缺决心和胆量。
（二） 再谈财产公示
高人
我的《选错了突破口的馊主意》，谈了对刘日同志《“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一文的看法。
之所以再谈，是担心他的“两新率先”真的被“和谐”即被采纳了。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因为在中新网上，网民对刘文就是赞同者众——P民们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太容易被忽悠，给根牙签就当针使，不加思索地就叫好。
重要的是，刘文是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那可是“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上面的文章都是供“各级党政干部”学习的，唱的是主旋律，代表的是官意，并且导向舆论，篇篇非同小可。
特别是，刘文还颇合“国情”，“特色”，“稳定”，以及“代表”之说——
他说官场“对于官员财产公示，据有关调查，97%的官员持反对意见”，就属于“国情”；所以采取“对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被提拔的干部来说，率先公开财产，接受群众监督”的“特色”办法，就规避了“在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将官员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统公之于众，会引起群众震惊，也势必遭到问题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实现“稳定”；“对人民群众来讲，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能迈出这样一步，他们肯定是高兴”，则无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心愿。
名正言顺，顺理成章，义正词严。
问题在于，许多舶来的好东西，一旦“中国化”，染上了中国“特色”，就面目全非。
比如，阿勒泰施行的“阳光法案”，其实只是个“日蚀法案”——只见官员的工资，奖金，以及各种收入的“阳光”，其他资财则被云遮月盖，绝不向社会公众公开，而是“内部掌握”。
但阿勒泰的做法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官员不分新老，甚至把部分退了休的官员，也纳入必须公示之列，就非常可取。
而刘的财产公示，仅限于“两新干部”的“率先”，却不谈在职官员的“率后”，则是从阿勒泰的倒退。
刘的“两新率先”，究竟是个人意见，还是有背景的群体意见？
人们无从考察，无法得知。
但即使是前者，这个馊主意也是代表持反对意见那97%官员的利益，为他们说话，为腐败开脱，试图比照赦免第一桶金原罪的办法，也来个“一刀切”——既往不咎，从新官上任开始惩治腐败。
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完全出自刘文有意或无意泄露的玄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这就是我“再谈”的原因和目的，提醒善良的人们保持清醒，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绝对的权力，不打算做什么就绝对不做什么，而想做什么就绝对能做成，在中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坚决反对反腐的“老人老办法”。
（三）三谈财产公示
高人
这次谈由“两新干部率先公示财产”引发的有关话题，算是“闲话”。
因为关于官员该不该公示财产的道理，早就是多余的“废话”了，没必要再说。
而权贵们结成神圣同盟，反对财产公示，笑骂由人，好官自为，刀枪不入，油盐不进，与他们说理，无异于秀才见兵。
至于选择新官作为“突破口”的是与非，我已在《选错了“突破口”的馊主意》和《再谈财产公示》谈过，不再重复。
受了张允若的启发，今次，仿照其《“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不良先例》，谈在财产公示上“政治为现实服务”的不良“特色”。
据调查，对财产公示，90.1%的公众赞成，97%的官员反对——百分率公众小于官员，但绝对数字绝对相反，还有高官气急败坏地嚷嚷“百姓为什么不公示财产”的昏话，聚焦了官民在反腐问题上尖锐对立的中国“特色现实”，其实是畸形的社会形态。
这对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一贯标榜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和“勤务员”，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并且永远保持先进性的社会，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在“千呼万唤”了20年，继阿勒泰等地方之后，又“始出来”了个“两新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不同凡响地刊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并以其不伦不类的“特色”而获好评——有学者在承认“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的同时，称此举是“对人性中某些弱点的一种宽容”，“体现的是制度的柔性”。
欲加之“誉”，何患无辞？
又一中国“特色”。
7月24日《北京青年报》的《新干部率先公示财产是个好主意》，与该学者所见略同,也称赞这个“聪明而实用的好办法”，并说，“以中国现有的政策执行力看，有如此众多的官员反对一项政策，那么公众就是再鼎力支持，它也很难执行到位”，“与其在过高的标准上艰于举步，不如稍稍改变策略先打破僵局再说”，“这既是一种接受现实的妥协，也是一种留有伏笔的权变”,反腐也得“采用改革增量、盘活存量”的“渐进”方法。
万般无奈的退而求其次，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以下“现实”：
权力通吃，以官为本，无视民意，政策迁就官员，对腐败“妥协”，“宽容”，“柔性”；
一切为权力服务，政治也不例外，或许有“初级阶段”的原因，所以，反腐也绝不搞西方“阳光法案”那一套“过高的标准”，而坚持中国“特色”的“留有伏笔”的“财产公示”。
——20年来，一味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以及条件、技术等客观原因，在财产公示上无大作为，终致腐败猖獗，惹得天怒人怨。学者们不是痛定思痛，幡然悔悟，而是明知症结所在，却投鼠忌器，回避要害，知难而退，放着有效的“阳光法案”不用，“权变”出拿“两新干部”开刀这一似是而非的财产公示，上赶着为权力分忧解难，继续误党误国误民，中国的许多“特色”就是如此这般地演成，也形成了中国学界的“特色”。
《好主意》还说，“这样一个不太‘彻底’的办法在激进的反腐者那里一定会遭到反对”——承认“好主意”“不太‘彻底’”，却又容不得反对，持有异议便是“激进”。
反腐的“激进”与“渐进”之分，其实质乃是手“硬”与手“软”之别。要求所有官员公示财产，何“激进”之有？反对腐败，难道不该手“硬”！“增量存量”之说，不过“新人老人”区别对待的翻版，用于反腐，纯属忽悠，戏弄百姓。
《好主意》描绘道：“事实上，官员的升迁是频繁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以此为起点出发，每提拔一次干部就让他们公示一次财产，用不了多少年，官员群体中的大多数都将进入公示财产的行列中。到那时，再要求已经成为少数的未公布财产的官员也把家底亮出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而全面的官员财产公示制也就建立起来了。”
不知作者是没读懂，还是有意模糊概念——“两新干部”是指那些初跻官场的新官，而不是再升迁的老吏。再说，中国的官员，只要不犯错误，或没被发现，大多干到退休，省部级高官，则是干满两届后，再到人大或政协任职，怎会“用不了多少年，官员群体中的大多数都将进入公示财产的行列中”？
以上，无论是出此“两新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之策者，还是认同这一“好主意”，或视之为“馊主意”者，见仁见智，都有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但，作为知识分子，不应屈从权力，附会现实，而应追求真理，坚守正义，哪怕脱离实际，曲高和寡，这才是作为社会良知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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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