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是艺术的灵魂

潘世东

时至今日，自由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说熟悉，是因为自由贯穿着人类的历史，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时时处处，走进了形形色色的课堂和书本；它是人类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民族斗争乃至科学领域中被高举的大旗，更是人类前进、进步的永恒理想，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以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等，都为人们耳详能熟。说陌生，（有些过分，但也是事实），是因为许多人对自由都只有大概的理解，只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水准上。对什么是自由，恐怕今天大多的人们依然是仁仁智智，莫衷一是。

一.哲学视野下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它本身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自由可分为人类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前者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获得认识、改造、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标志着人类日益脱离出并高出自然和动物界；后者则是指在人类不断获得自由的同时，个人也日趋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个人活动的领域越来越广阔，认识的层次也越来越深，意志和信念越来越成为个人意识中的决定因素。从对象上看，自由又可分为社会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前者是指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人们的思想、言论、行为的范围，它通常表现为权利，因此而有思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道德自由是指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规范的合拍，表现为道德觉悟，就象孔子所言“从心所欲而不逾规”一样。从性质上看，自由又可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指个人不受外界干涉的状态，积极自由强调个人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选择和行为，以及最终达到的目标。因此，要获得这种自由，必须要有：第一，独立自主，自我把握；第二，必须突破束缚、限制，获得身心的双重解放；第三，必须自我选择。综上所述，自由是人类在客观规律制约下的、合乎规律的实践特性，它表现为突破限制和束缚后的一种自我独立、自我主宰、自我选择和积极创造。独立自主，自我选择和积极创造是其本质特征。自由的这种特性，与艺术精神在本质上不谋而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艺术主体的自由追求

从艺术主体看，艺术家是一个最富自由精神的团体。在行为上独立特行，无拘无束，如天马行空，去止自如，如屈原之遗世独立、魏晋之风度、李白之横空出世、扬州八怪之怪异、李商隐之痴情、柳永之风流、陶渊明之嗜酒等。故弗洛伊德说：一切艺术家都是精神病人；艺术都是精神疾病的产物[1]。在思想上，独立自由，独发新见，往往惊世骇俗；在视野上，独具慧眼，情有独钟；在外表修饰上，独行其是，旁若无人……我们日常所说的某人有艺术气质，在本质上就是指的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因为在超常脱俗的各种言行和装饰背后，正是一种自我主宰、自我选择、自由自信的精神在作支撑。总之，艺术家总是和飘逸潇洒联系在一起，总是和浪漫脱俗联系在一起，总是和狂放傲世联系在一起，总是和不拘一格、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这正是真正的艺术气质，更是人高贵的特性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艺术境界不仅被人视为最高的人生境界，最全面、最自由、最完善、最和谐丰足的人性发展阶段，同时，也被视为社会进步发展的终极理想之一。

三.艺术体裁和风格上的自由

从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的挣脱限制、突破规范、克服局限、走向自由的过程。在欧洲，中世纪艺术是对古罗马、古希腊艺术的限制、规范，文艺复兴艺术全面突破中世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自自由创造，不拘一格；古典主义是对文艺复兴的规范限制，理性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是对古典主义的突破；然后，批判现实主义又以客观冷静和细致科学限制了浪漫主义。到了近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又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正是在不断的突破和超越之中，在限制、规范和反限制、反规范的斗争中，西方艺术才获得一种内在的张力和生长的激素，得以不断地裂变、新生、成长，走向成熟、丰富和辉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追溯诗的发展，同样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挣脱限制、局限，走向自由的历程：四言诗（《诗经》时代）→六言诗（楚辞时代）→五言诗（汉魏六朝时期）→七言律诗（唐代）→宋词（宋代，散体诗）→元曲（元代，更散，接近压韵散文的程度）→现代自由诗、散文诗（近现代以来），至此，诗歌的规范和限制被彻底打烂，诗体获得了充分、自由的解放。宏观人类艺术的发展，更是这样：大地艺术→器物艺术→身体、语言、技艺艺术→科技声光电子艺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由笨重、呆板、有限、单调向轻灵、灵活、无限和复杂丰富发展的过程。由此可知，艺术就是在建立规范和限制与打破规范和限制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艺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和世界的新一次紧密拥抱，都是对人性的新一轮开拓和升华。艺术越向前发展，越符合人类的充分和谐、全面发展的利益，就越接近自由的境界。

四.艺术精神和主题上的自由

从艺术的思想倾向、内在精神等方面看，艺术的根本趋向总是意在突破和超越、指向自由和解放的，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确证：

    第一，一切艺术在精神指向上，都是意在张扬人性、倡导人文关怀的，她要求用人文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人文主义在欧洲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部精神成果，它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认为，人文主义有三个特点：1.人文主义集中的焦点在人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人以作为根据的唯一东西就是人的经验。2.人的价值就是人的尊严。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都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的基础就是人具有的潜在的能力以及创造和交往的能力。3.对于人的思想的重视。人人能够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和周围环境的理解形成一定的思想。和人文主义发生最为密切关系的就是艺术。“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应于音乐、舞蹈以及其它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越过不同语言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2]艺术正是这样：它维护人的尊严，肯定人的高贵神圣，显示人的本质力量，再现人的选择和意志，歌颂人的顶天立地、创造世界和主宰世界的伟大魄力。如刘兰芝，以死反抗门第观念和封建礼教的压迫，以生命来捍卫人的尊严，以死迎来对个体的解放，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自由精神；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完成了十二件人类难以想象的功业，不断地克服人的局限，终于由人变成神，他的形象的诞生，是对人的高贵神圣人性的肯定，这也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在万里长城、金字塔、巴特农神庙、美国的摩天大楼等建筑艺术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形象，看到的是人类对世界的主宰和征服的趋势，这里也体现出自由精神；艺术的自由精神更集中地体现在艺术对人类的自我主宰、自我选择、独立自由的生存状态的充分展示和纵情高歌上。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梅里美是以张扬个性、讴歌自由获得不朽声誉的，使其获得不朽的是其代表作《嘉尔曼》。在作者笔下，嘉尔曼不是闲雅淑女的典型，而是一朵“恶之花”。她不遵守任何道德规则，干过偷盗、走私、抢劫等各种犯罪活动。她有一副风骚模样，以色相作为征服别人的武器，她的行为表现了她性格中狡诈、欺骗乃至某种程度的残忍。但是，嘉尔曼身上还有闪闪发光的东西，而且，这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她粗犷的性格、坦率的感情、以及她对于自由生活的追求，都表达了一个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的特点，体现了强烈的自由精神。她热爱自由，忠实自己的个性。在这个原则下，她与若瑟同甘共苦，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同样在这个原则下，她不愿作若瑟的附庸品，宁愿死也不屈从若瑟的专横的私心。她向若瑟宣布，“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她作为吉普赛人活着，也将作为吉普赛人死去”[3]。在丢掉若瑟的戒指选择被砍死的瞬间，她彻底地实现了独立自主，彻底地主宰了自己，也彻底地走向了永恒的自由，同时，更彻底地挣脱、推翻了专制对她的压迫，走向了永恒的解放。在梅里美的笔下，嘉尔曼不仅不是一个恶人、泼妇的典型，而是一个极富独立自由、高贵尊严的“大写的人”；在读者那里，她激发出的不是厌恶和同情，而是震撼人心、乃至肃然起敬。为什么一个看似邪恶残忍的人物，在我们内心深处激发的不是相应的情感而是相反呢？这是因为，在嘉尔曼身上，我们看到了遮蔽在行为背后的东西，亦即她那以邪恶残忍的方式所表现出的高贵独立的人性和人类应该有的鲜活的生命。由此可知，突出人，放大人，抬高人，提升人，这是一切艺术所应奉行的一个永不失效的成功秘方；而写出人的高贵尊严，写出人的伟大庄严，写出人的自由神圣，写出人的顶天立地，这又是一切艺术所应追求的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目的。

     第二，一切艺术在精神归宿上都是理想主义的，都是面对现实、着眼未来，有利于人类的更加自由和谐和全面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一切艺术总是热烈地歌颂理想，执着地追寻理想，艺术地实现理想，为人类指明奋斗、前进的方向，并提升着人性，完善着人性，展示着人性的万丈光芒。

     艺术展示的理想境界，关涉着人类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方方面面。有社会生活的理想，如《桃花源记》；有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理想，如《镜花缘》中的男女平等；有理想的人格，独立自尊如李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醉累月轻王侯”，“自云臣是酒中仙”等；有毛泽东式的豪迈伟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有理想的爱情，如超越门第、金钱观念的梁祝《天仙配》，有反抗传统观念的《西厢记》，——提出了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理想，《牡丹亭》提出了实现生命、珍视青春、情动天地的理想；有人体美的理想，如维纳斯，将女性的秀美柔媚、丰满活力集于一身。她的眼神充满温情，满含柔情，暗含痴情，让人感觉到人类生活无边的热情和无限的爱情，感觉到人类的高贵美好和神圣尊严，故有人说，维纳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比法国的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更令人不容置疑。再如大卫的阳刚、力量的劲美，也同样散发出人类关于人体理想美的另一种光辉。

     艺术的理想主义精神，有时是通过对非理想、反理想的残酷现实的描绘来曲折地指向理想的，如毕加索的现代立体主义绘画《格尔尼卡》，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死亡和绝望的气息，触目所及是一片腥红、灰暗，到处是被炸弹炸粹了人的肢体和骨片，到处是死亡的残象，以及被强力扭曲了的天空和大地。再如挪威现代主义画家蒙克的《呐喊》，画面中一个近似骷髅的、干瘪如婴儿的人被置于前台，他声嘶力竭地发出狂叫，但这狂叫寂寞无声地消失在空旷寂寥、一无所有的大地上，象是被无边的沉默碾成了粉末，没有引起一丝回声。这大地笼罩在一种垂死恐怖而耀眼的强烈红光中，给人一种已死亡千年、衰朽无比的感觉。这两幅画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展示了人类被异化、被摧残和被漠视、被扭曲的现实，传达出一种极度恐怖失望、极度孤独苦闷的时代情绪，给人一种歇斯底里、震人心魄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传达，不是为了炫耀丑恶、炫耀悲哀和失望，而是为了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寻，对当下生活处境和生存状态的反思，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其目的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呼唤革命、呼唤新时代的到来，这样，在看似反理想、非理想的艺术作品内部，便暗含着一个指向理想、召唤理想的动力结构。

      进入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以来，艺术的反理想、非理想倾向日趋明显。因为，科学和随科学而来的工业文明并非完全的社会进步，恰恰相反，它带给人类的是利弊交织的双重礼品。早在1835年，法国政治思想家亚里克西思.德.托克维尔就指出：“从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酷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得人几乎变成了野人”。[4]诚然如此，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托维克尔描述的景象触目皆是：一方面是物质的丰富，巨大的财富，惊人的奇迹和才能的发挥；可另一方面是环境的污染，生存条件的破坏，人的欲望的泛滥，人性的片面发展等。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也有类似的论断：“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剧。这种现象不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5]”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文明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社会巨大进步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与这种情况相呼应，站在新的文明之外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举起了反现代文明的旗帜，将人类探寻未来的目光又一次牵向理想的极地。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进入中国大陆，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原因之一便是，它们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反物质主义、反工具理性、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表现为鲜明的反理性、反理想、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倾向。但几经咀嚼消化和冷静反思之后，人们冷静地发现，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虽然对现代化都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非都彻头彻尾的反动，恰恰相反，事实证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为主导思想意识的现代文明的盲点，看到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与人性完善、人的自由之间的错位，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有助于人们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的作用，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人性完善和人的自由的新的价值标准，为人类竖起了一种新的理想标尺。

     第三，一切艺术总是立足现实的，现实是一切艺术产生的起点，但同时，艺术又要求对现实的超越。超越现实是艺术的永恒的追求，也是艺术的终点。这种超越首先表现在艺术题材的处理上，它要求艺术家把握现实、驾御现实，对现实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剪裁组织，概括集中，分析抽象的处理；其次，也表现在艺术主题的确立上，它要求艺术家对现实作出自己的理解、认识和评价；同时，这种超越还表现在艺术敏感上，它要求艺术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出自己的寓言和显示。从艺术主体看，艺术对现实的超越，表现在艺术家所扮演的先行者、前驱的角色上。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对此有出色的描绘：“真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是个拓荒者。他离开人们经常走的路，常常一去就是几年，去找一条新路，常常一去不返。可能在寻找高峰的时候，被洪荒所吞噬。有时可以找到放在他的白骨周围的绘画，那是他在最后孤独的时刻画的。对这几幅画，经营艺术的商人，想抢骨头一样，进行一场恶斗，然后把他们的抢夺品，售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拓荒者在孤独中死去，正好说明艺术家在精神世界里远远走在一般人的前面”。[6]正是这种原因，许多艺术家在生前被人漠视、挖苦、嘲弄和贬低：陶渊明之田园诗生前被人讥为田家语、农夫辞，莫扎特一生苦不堪言，为萨尔茨堡主教作奴隶，死后只有一条小狗为他送葬，因为没有墓碑，他妻子以后再也找不到他的墓地；梵高热情似火、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却受尽上流社会的排斥和打击，一生只卖过一幅画，并为人逼疯自杀而死。对此，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柄先生也有深刻的认同，他说，：“真正的作家总是面临一个困境：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反。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应是亦此亦彼。他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他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搬的绿洲。他的困境是无法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于是，他对一切非历史和非人文的东西都要批判，于是他悲天悯人，于是他愤怒叫喊，于是他孤独悲伤”。[7]

   第四．一切艺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立足传统，继承传统，但出于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必须超越传统，甚至挑战传统，表现为对传统束缚和规范的挣脱和突破，因为艺术贵在创新、贵在发展、贵在别开新声和自成一格。一切艺术正是在创新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和光芒的。牛仔服是背弃上流社会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产物，它以结实耐用、经济务实为目的，以简洁明快粗犷的形式，将青春、力量、大众化带入世界；摇滚乐是对典雅的正统音乐的挑战和反叛的产物。传统音乐讲究旋律，它注重音响；传统音乐讲究优美优雅，它注重混合杂乱；传统音乐传达优雅高尚的情感，它宣泄愤怒、世俗的情绪；因为适应了时代的宣泄要求，宣泄了这个动荡、不公世界平民的愤怒乃至绝望的感情，因而，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他风靡全球，扫荡了世界。再如，服装艺术的审美传统指向是包装、遮掩和装饰，将人们的审美心理引向好奇、神秘，以至西方当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女性身体最诱人的地方是衣服开口处”。[8]但近现代以来，服装艺术反其道而行之，一反遮掩、包装和装饰，而以亮、透、露为审美主调。亮，是让布料的色彩映衬人体的光艳，将人体的美质和光辉尽量释放出来。透，是指衣服有被透视的功能，让人能由表及里——既然最诱人的地方是衣服开口处，那么，我就让衣服到处开口。露，是指衣服有被显露的功能。今日之露，恰好与古代传统衣服审美之“遮”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对立。古代是为遮而遮，今日是为“露”而“遮”。无论“遮”得多，还是“遮”得少，都是为了“露”。这种情形，正好用一句与德里达那句名言相反的话来概括：女性身体最诱人的部位是衣服遮住的地方。今天的服装潮流的确如此。服装审美主调的这种变化，并非说今天的人变得下作了，堕落了，恰恰相反，在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的是人类观念的变化和对传统的超越。就服装而言，“露”之追求是古希腊人本主义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回归：肯定、赞美人的一切，视人为万物之灵，视人体为自然造化之巅，美得绝伦。既然美得绝伦，为何害怕暴露呢？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裸体运动会，而裸体运动会恰是视裸体为人间大美的思想观念的产物。不仅如此，今日服装“露”之追求，还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潮流交融、汇合后激荡出的回声，那就是：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回归自然。“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我们可以把美的领域中的活动看作一种灵魂的解放和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9]，人类艺术的发展史是对黑格尔这一精辟论述的雄辩的证明。

综上所述，艺术的灵魂既非现实主义，又非浪漫主义；既非再现，又非表现；即非道德的劝善惩恶，又非历史的再现和预言，而在于审美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体现在艺术的精神内容特质上，又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发展变化上，同时，更鲜明地体现在艺术主体的人格内涵中。总之，自由贯穿于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始终，主宰着艺术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为艺术主体精神人格的核心支撑，浸透了艺术作品的每一个细胞，可以说，自由，既是艺术生产的起点和最深远的动机，又是艺术最直接、最根本的归宿，是艺术的真正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