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按：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最繁盛的时代，但是，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繁荣都不会永远。我们能做到的，是怎样尽量推延危机。对中国今天来说，尽量学习中外历史，尽量学习当代世界各国智慧，这就是保障这个国家繁荣、发展的有效方法。
最近国内拍摄一部《唐山大地震》，触动许多惨烈记忆，更引起很多思考。那场悲剧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天，假如中国大城市再次发生地震，我们是否能够从那场浩劫的教训中获得某些启示，从而减轻或者避免那种惨祸？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从分散到集聚，再到更大集聚的历史。今天，发达大国，均拥有高度产业、人口集聚的特大城市。这些日益庞大的城市，不断对人口集聚的界限提出挑战。据报道，北京现在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而且今后仍将以每年四、五十万的速度增加，上海常住人口也已接近2000万，此外，中国沿海各地未来十至二十年间，将出现数十个人口超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我们再看日本，尽管现在日本总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但唯独特大城市东京人口却日益增加，目前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300万。非但如此，每天早晨，还有数百万周围县市的人口涌入东京。首尔人口已超过1000万，而首都圈人口，已占全国人口半数。
21世纪的今天，东亚国家地区的特大城市，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产业高度积聚。国家经济向若干“极”甚至“一极化”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上海的GDP已占全国10%左右，而东京则占全国GDP20%。其次，科研、技术、金融、教育等软实力中心向沿海城市倾斜。第三，产业重心日益移向海边。战后亚洲国家地区实施的出口先导型经济，导致沿海城市发展突出。
今天，东亚经济如此繁荣，但背后却潜伏深刻的危机，这就是产业、人口、政治、教育功能如此高度集聚的今天，我们却缺乏一个完整的特大城市危机管理对策。这部《唐山大地震》，旨在警醒我们的“居安思危”。在这点上，日本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其实，日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危机意识，整个国家对于灾害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很多提醒大众防灾意识的大众作品经久不衰，例如1964年小松左京曾经写过一部小说《物体O》，描述20世纪80年代某一天，东京消失。这个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叫做《首都消失》。1973年小松左京撰写的小说《日本沉没》发表后，立即轰动日本列岛，一共卖掉400余万部，此外还拍成电影，总共有650万人次观看了这部电影。
现实中，亚洲的自然、人为城市灾害并不遥远。1923年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几乎毁掉东京主要建筑，夺取10多万居民的生命。此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2008年纹川大地震文传均给当地造成毁灭性打击或重大心理冲击。
30年前阿尔温?托夫勒写的《第三浪潮》震动全球，今天，他的很多预言都已成为现实，但是，其中他是关于未来城市生活的预言，却未能言中。他在那本书中说，信息社会中，因网络普及，人们远在千里之外，却如同近在比邻。因此，大家再也不需要住在肮脏、拥挤的大城市，而可以回归乡村。但现实却是，尽管今天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但在人与人交流中，同城相聚乃至零距离接触，却并不是网上交流就能代替。30年来，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人们非但像托夫勒预言的那样返回乡村，而是以更加迅猛的速度涌入城市。
有人指出，产业积聚也可能造成规模不经济。据OECD试算，城市人口在700万前，人口越多，居民平均收入就越多，而超过700万，则出现居民平均收入下降现象。尽管理论上如此，但环顾东亚国家与地区，城市化运动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在加速，我们再看这些巨大城市，目前都在不同程度存在填海造地部分的地基不稳、地盘下沉问题。此外很多城市海拔为零米，一旦发生海啸，整个城市存在覆灭的危险。
现实中，一个国家越发达，就越难以承受哪怕一个局部的打击。以东京为例，在东京湾地区周围，其陆地多为填海造地区域，海拔0米，地下极为松软。不论气候变暖还是地震，都可能给东京都造成毁灭性打击。此外，一旦交通系统电力切断，整个巨大城市立即就会瘫痪。例如2006年东京湾沿岸输电线被切断，首都圈大规模停电发生。整个首都功能12小时麻痹，世界各国均受不同影响。
历史上，日本曾经多次遭受地震海啸的危害，因此十分重视防灾，这个国家不但制定了防灾法，而且还制定了国民防灾日。在这个日子里，全国各地机关、学校、工厂都分别举办防灾演习。访日的中国游客可以发现，日本多数车站前多有比较宽阔的广场，其实这样做，很大目的是为危机对策。此外，城市中有不少空旷的运动场，多被城市指定为市民避难场所。
怎样预防日益增大的城市危险？笔者以为，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意识，采取行动，才能应对日益增大的城市危机。首先，我们应该立法，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对策并训练全体市民掌握自救与互救的方法，坚持持久的防灾联系、训练。第二，应该建立一个防灾研究体系，持续研究各种城市危机方案，并将其落实。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防灾产业，把防灾支出纳入生产成本，这样才能更为持久地为防灾提供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