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背后之三——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热”

    上个世纪末出现的“儒学热”，以新儒家肇始，以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背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提供的是一种“支援意识”。那么，本世纪初，再次出现的“国学热”则是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的。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中国人的声音最终要以文化的名义发出。这估计就是这一波“国学热”的持续动力。

　  这次“国学热”出现在它的发源地——中国大陆，并且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官方政府支持力度之大，更是前所未见。著名学府的专家教授走进官方主流媒体，向大众讲授《论语》、《道德经》、《庄子》、《史记》等古代经典，声势浩大，受众之广，可见一斑；坚持“文化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孔子学院”，更是表现了我们政府坚持“文化立国”的决心。
　　 可是，文化的大众化，经典的世俗化，却有着严重歪曲经典的倾向，即过分迎合受众，过于强调实际应用，而忽视了其“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比如，很多人青睐国学，仅仅是为了“有用”，而忽视了我们文化中那种“安身立命”的信仰。正因为此，很多人对所谓的“谋略”、“智慧”、“君人南面之术”很感兴趣，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却是置之不理。我们的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是“仁”与“智”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道”和“术”的难辨。如果仅仅把“智”、“术”、“用”从中单独抽取出来，而忽略了其中“道”、“体”和“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根本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宏旨。

　　 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精华往往是糟粕，劣势恰恰可能正是优势。一味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把文化这样一个有机体就行片面的拆解。比如，《大国的兴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这样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的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 其实，保罗·肯尼迪仅仅说对了一半，如果说“保守”是落后的根源，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保守呢？这个问题其实还应该继续问下去。而且，中国人善于过“心灵的生活”，自然对外在的超越和扩张没有兴趣。难道说这种“保守”从另一个方面看不正是我们的优势和长处吗？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作为西方人的黑格尔估计永远都不会明白，郑和到底为什么“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而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去发现新大陆。所以他用了“遗憾”二字。其实，中国人的兴趣不在于此，又何谈遗憾呢？

　　 所以说，一味地“用国学”，而不能心平气和地“讲国学”，仍然透视着我们这个从近代走来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功利心态和自卑心理。“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文化立国，首先是信仰立国。不如此，我们的文化就无从显示其魅力。正如汤恩比所说的：“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这正是我们文化的优势，也是我们应该深层次去挖掘和弘扬的。不如此，文化立国就不可能有持久、内在的动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针对“中国威胁论”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几年前见到德国总理施密特，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向前发展，最需要什么？”没有想到，施密特总理竟然反问：“你们建议今天的青年信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