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件东西到了文人手里，都会凭添几分情趣。文人的特长就是发现美，本无诗意，也要借个由头，挖掘一番，何况是天生丽质、钟灵毓秀的茶呢？它从山野枝头而来，旋即身价倍增，它的籍贯、家族、资质乃至煎茶的水、饮茶的器具和环境，都化作极其讲究而玄妙的话题。因为一部《茶经》，陆羽赢得了“茶圣”的美誉，他一一列举了名茶的产地，还对沏茶的水做了界定：“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下图：极为乐观的诗人——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爱茶，甚至赋予茶以“人性”，有唱和诗说：“从来佳茗似美人。”他甚至把上好的名茶比喻为“美人的舌头”——嫩滑清香，煞是可人。田艺衡的 《煮泉小品》则认为：茶，只可喻为“麻姑仙子”，而“桃脸柳腰”之辈，却不是什么好东西，“宜亟屏之销金幔中，无俗我泉石。”
茶、水、火都成为“发烧品”，连乾隆皇帝都喟叹：“不可一日无此君。”《红楼梦》里的妙玉堪称高级的“发烧茶友”了，五年前她在山寺里撷取梅花瓣上的新鲜雪片，贮在“鬼脸青”的瓷坛里，深埋庵院的地下。饮茶的杯子都是“晋王恺珍玩”或“苏轼见于秘府”的神品，享用起来也格外珍惜，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吃茶带骂人，这也是雅到极致的毛病。
《潮嘉风月记》也记载道：工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清绝。纯粹多事，喝茶就喝茶呗，嚼梅花干什么？这种华而不实的比喻只增加中国文化不必要的神秘性，助长附庸风雅的流弊，最后还是误人子弟。《煮泉小品》里批评道：“人有似梅花、菊花、茉莉花荐茶者，虽风韵可赏，亦损茶味；如有佳茶，亦无事此。”
生于江浙的周氏兄弟自然是品茗高手，他们对饮茶都有自己的高见。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以好苦茶而闻名的周作人则说：“喝茶以绿茶为正宗……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鉴赏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行而上的精神满足，彻底超越了世俗的口腹之欲。或许，妙玉所谓“一口、两口、三口”的笑谈才是茗茶不老的生命与文化妙谛。（下图：独具风韵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teaism）是非常有名的，它把概括茶的精神概括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日本的《近世丛语》写了一名嗜茶的山僧与樵夫的对话：
樵夫问：“茶有何德；而师嗜之甚也？”
僧曰：“饮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欲三也。”
樵夫曰：“师所谓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苏以给食，豆粥藜羹，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饥也。明而动，晦而休，晏眠熟寐，彻明不觉，虽南面王之乐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劳苦也。小人有妻，能与小人共贫窭者，以有同寝之乐也。若嗜寡欲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贫也。”
看来，“清福”也不是谁都享得了的。李鸿章时代，鄙陋的西方人曾预言：“看中国人的‘吃茶’，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无救。”咖啡馆里住着西方生活的情调，而中国茶馆里却住着全世界文人的精神。茶的独特正在于清淡、浅香，在于接近人生况味的苦涩、隽永。林语堂甚至说：“妓女有资格喝茶的，她们便是中国诗人学者所宠爱的人了。”足见，茶的个性魅力，它是醒目的旗帜招认情投意合的朋友、趣味相近的远亲，茶杯一端，皆是同道中人。招惹得文人爱屋及乌，同气相求。（下图：声色动人的西方饮料。）
茶烟袅袅，从历史中来，又从市井茶园、文人书斋飘送到遥远的欧美，一闻到这种代表东方文明的香味，喝惯了可可与咖啡的人们便迅速醉倒了。据萧乾的《茶在英国》介绍：“茶叶似乎是17世纪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欧洲的……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17世纪40年代，英人在印度殖民地开始试种茶叶，那时，可能就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据说，即使在“二战”那样物资困乏的时期，法国人定量配给咖啡，英国人则要的是茶，还有一点点糖。茶成了欧洲人的“主心骨”，他们只能跟着茶香如醉如痴地行走，这不是本土的历史与遗传；而是异域文化的征服和同化。
英国作家狄更斯则断言：“茶，将永远成为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饮料。”湖畔诗人柯勒律治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是难以想象——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也说：“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18世纪的柴斯特顿勋爵干脆在《训子家书》里写道：“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可可则是个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
茶，是传入西方很少不遭白眼的中国宝贝，比如瓷器、丝绸，都退化成了绅士、学者案头的古董玩物，只有茶，活到了现代，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和沁人心脾的苦涩，滋养着不同肤色的干涸人生。
苏东坡一生爱茶，甚至赋予茶以“人性”，有唱和诗说：“从来佳茗似美人。”他甚至把上好的名茶比喻为“美人的舌头”——嫩滑清香，煞是可人。田艺衡的 《煮泉小品》则认为：茶，只可喻为“麻姑仙子”，而“桃脸柳腰”之辈，却不是什么好东西，“宜亟屏之销金幔中，无俗我泉石。”茶、水、火都成为“发烧品”，连乾隆皇帝都喟叹：“不可一日无此君。”《红楼梦》里的妙玉堪称高级的“发烧茶友”了，五年前她在山寺里撷取梅花瓣上的新鲜雪片，贮在“鬼脸青”的瓷坛里，深埋庵院的地下。饮茶的杯子都是“晋王恺珍玩”或“苏轼见于秘府”的神品，享用起来也格外珍惜，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吃茶带骂人，这也是雅到极致的毛病。
《潮嘉风月记》也记载道：工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清绝。纯粹多事，喝茶就喝茶呗，嚼梅花干什么？这种华而不实的比喻只增加中国文化不必要的神秘性，助长附庸风雅的流弊，最后还是误人子弟。《煮泉小品》里批评道：“人有似梅花、菊花、茉莉花荐茶者，虽风韵可赏，亦损茶味；如有佳茶，亦无事此。”
生于江浙的周氏兄弟自然是品茗高手，他们对饮茶都有自己的高见。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以好苦茶而闻名的周作人则说：“喝茶以绿茶为正宗……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鉴赏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行而上的精神满足，彻底超越了世俗的口腹之欲。或许，妙玉所谓“一口、两口、三口”的笑谈才是茗茶不老的生命与文化妙谛。（下图：独具风韵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teaism）是非常有名的，它把概括茶的精神概括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日本的《近世丛语》写了一名嗜茶的山僧与樵夫的对话：樵夫问：“茶有何德；而师嗜之甚也？”
僧曰：“饮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欲三也。”
樵夫曰：“师所谓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苏以给食，豆粥藜羹，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饥也。明而动，晦而休，晏眠熟寐，彻明不觉，虽南面王之乐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劳苦也。小人有妻，能与小人共贫窭者，以有同寝之乐也。若嗜寡欲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贫也。”
看来，“清福”也不是谁都享得了的。李鸿章时代，鄙陋的西方人曾预言：“看中国人的‘吃茶’，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无救。”咖啡馆里住着西方生活的情调，而中国茶馆里却住着全世界文人的精神。茶的独特正在于清淡、浅香，在于接近人生况味的苦涩、隽永。林语堂甚至说：“妓女有资格喝茶的，她们便是中国诗人学者所宠爱的人了。”足见，茶的个性魅力，它是醒目的旗帜招认情投意合的朋友、趣味相近的远亲，茶杯一端，皆是同道中人。招惹得文人爱屋及乌，同气相求。（下图：声色动人的西方饮料。）
茶烟袅袅，从历史中来，又从市井茶园、文人书斋飘送到遥远的欧美，一闻到这种代表东方文明的香味，喝惯了可可与咖啡的人们便迅速醉倒了。据萧乾的《茶在英国》介绍：“茶叶似乎是17世纪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欧洲的……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17世纪40年代，英人在印度殖民地开始试种茶叶，那时，可能就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据说，即使在“二战”那样物资困乏的时期，法国人定量配给咖啡，英国人则要的是茶，还有一点点糖。茶成了欧洲人的“主心骨”，他们只能跟着茶香如醉如痴地行走，这不是本土的历史与遗传；而是异域文化的征服和同化。英国作家狄更斯则断言：“茶，将永远成为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饮料。”湖畔诗人柯勒律治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是难以想象——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也说：“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18世纪的柴斯特顿勋爵干脆在《训子家书》里写道：“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可可则是个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
茶，是传入西方很少不遭白眼的中国宝贝，比如瓷器、丝绸，都退化成了绅士、学者案头的古董玩物，只有茶，活到了现代，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和沁人心脾的苦涩，滋养着不同肤色的干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