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淘宝贪腐事件的处理取得了进展，阿里巴巴[13.32 -0.15%]集团近日称涉案的淘宝“小二”和网商，目前已被警方刑拘或采取强制措施，相关网商的淘宝店和(或)天猫店已被永久关闭，淘宝网将永不与之合作。此前我已经撰文，分析淘宝腐败的原因是漠视规则从而导致制度失灵，但从淘宝的快速反应来看，这一失灵现象很快地得到了纠正。笔者从民企的这一反腐案中想到国企的反腐，想问的问题是，对于腐败问题，民营企业能够做出如此快速的反应，国企也能做得到吗？

　　“腐败”通常也被称为寻租或设租，在民营企业中，本来应该归股东的租金被员工攫取，员工的行为类似偷窃，这直接损害了企业的利益，企业因此有很强的动力去制止这种行为。比如我们看到，在阿里集团内部，不仅早就颁布了《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行为准则》，还成立了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廉正部”。除了建立这种制度、设立这种机构外，企业其实还可以通过分包等手段，减少企业的层级，或使资产价格透明化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无论如何，在市场的压力下，企业总是会想出办法去纠错的：要么是借助于严格的管理，要么是利用市场交易本身。但为什么我们认为，在国企中，不存在这样有效的纠错机制。比如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1.9亿余元，他贪污受贿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持续了好几年才被曝光并受处罚。

　　国企腐败的成因和民企腐败的成因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都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在民企中，股东和经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在国企中，国企的经营者和企业资产所有者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使腐败有可能发生。但和国企不同的是，在民企中，股东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监督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为维护自身利益，它有强烈的动机去监督，因此，这种反腐的动机是自发产生的。但对国企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国企的所有权是虚置的，国企老总非真正的老板，国企的资产并非老总所有，但是国企老总有对资产的支配权，这意味着他拥有权力租。国企老总的下属和国企老总之间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有大小不等的权力，这些权力同样地有可能产生腐败。

　　对国企来说，反腐要指望政府监督部门的意志，而不是企业本身，这和民企不同。而负责监督的部门的自身利益和国企股东(全民)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它们凭什么要辛辛苦苦地为股东负责呢？不仅如此，这些政府监督部门难以获得国企中谁贪腐、贪腐多少以及怎么贪腐的信息，这意味着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要获得这种信息的成本是很高的，或者说监督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国企的腐败案中，往往只抓几条大鱼，拿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问责了事，而很少看到象阿里巴巴公司那样，把“小二”也一并抓起来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这就相当于纵容了国企的整体性腐败，腐败对国企来说，不再是几个人的事，而是企业整体的事，如网友揭示出的中石化花几十亿盖办公大楼、花2.4亿装修以及花1200万买吊灯就是这种具有“企业性质”的腐败。可见，国企腐败的性质和民企很不相同，国企的腐败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很多腐败变成了合法性的腐败和隐蔽的腐败。

　　还要指出的是，腐败作为一个“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和“市场信号”有关的，对民企来说，市场信号一定程度上会告诉监督者在哪些部门租值比较高，或哪些部门的租值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提高了，因此，再这些部门中容易产生腐败问题，从而需要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督。但是对国企的监督者来说，这种信号不仅不可能传递到他手中，而且某种程度上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信号，国企的垄断地位必然会扭曲这样的信号。

　　在民营企业中，租金的最终来源是市场垄断，由于消费者的认可，使企业的拥有了品牌、商誉和技术等独特资产，从而使企业获得租金，这种租金来得艰难，去得容易，企业家深之这一点，所以他必须不断地创新，才能保持这种租金。但在国企中，租金不是来自消费者的认可，而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国企获得的租金不是市场租，而是权力租。要指出的是，市场租是正当的，而权力租是不正当的，这种区别使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企业反腐的着眼点大不相同：对民企的市场租来说，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保证租金分配的合理，避免损害股东的利益，而对于权力租来说，就绝不是一个监督、管理及分配租金的问题，而是如何彻底地消除这种租金，使之从市场上绝迹的问题。

　　对于国企的腐败问题，有不少人提出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最被人常提到的是“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建立国企负责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以及“推行国企负责人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公示评议制度”之类的，但是，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企业的产权关系不解决，即便建立了这些制度也是个摆设。

　　市场存在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象国企那样，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阿里反腐的例子说明，市场能够“执法”，市场具有“纠错”的能力，确实，市场就是在这种不断纠错的过程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