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宋才发；韦卓民校长；韦卓民档案；韦卓民生平历史

韦卓民（公元1888－1976年）广东珠海县前山翠微人。1903年他随父到达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备馆”（中学部），1907年升入“正馆”（大学部）。1911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被学校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师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韦卓民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翌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文华大学训育主任、文华大学教授、私立华中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政治系教授，既是全国基督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这位华中大学的老校长通晓古今、学贯中西。他后来又留学英国在霍布豪斯的门下就读，遍历欧洲著名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深造，历时数年获得多个博士学位。这位勤奋的学者在语言上，精通英、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语种。他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遗著，约800余万字。在担任华中大学校长期间，他先后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聘请为“主讲”和“客座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任华中师范学院教政治系授，著有《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祭祀的研究》、《孟子理论思想》；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他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办学有方。他利用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多方筹募经费加强师资建设，注重严格管理，使华中大学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极有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在他的力邀下，一大批当时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如钱基博、蔡尚思、游国恩、阴法鲁、包鹭宾、傅懋绩、王玉哲等人都曾在该校执教。韦卓民以毕生经历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身居高职但从不脱离学生和教学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成绩卓著。他治学态度严谨，讲授方法灵活多样、匠心独运。尤其在学生中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读死书，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①]。

于音信渺茫之中寻觅韦卓民档案。韦卓民先生1976年病逝，我于1978年3月步入华中师范学院这座人民教师的摇篮。然而有幸的是我有机会从韦卓民先生的档案中，从聆听过他亲切教诲的长辈们的言谈中，逐渐了解、熟悉和认识了韦卓民先生。最初是1984年7—8月间，我接受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和行政领导的委托，为11月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政协与华中师范学院联合举行的“韦卓民先生纪念大会”，以及为他“恢复名誉”的大会准备报告稿。由于情况来得异常紧急和突然，又恰恰处在暑假期间，因而校领导只对我下达了起草讲话稿的任务，并未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文字材料，仅示意我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召开几个“回顾韦卓民先生”的座谈会。我意识到在自己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即使召开几次相关人员的座谈会，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静下心来从查阅韦卓民先生的档案开始。就是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我马不停蹄地访遍了华中师范学院档案室、湖北省人事局档案馆、湖北省政协档案室等单位。出乎我意料的怪事情发生了，韦卓民先生的档案居然查无下落。多亏湖北省人事局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悉心提醒，暗示我韦卓民自从被划为“右派”之后，他的档案确实转交给湖北省政协了。在我多次耐心寻访后，省政协的知情人士悄悄对我说，当韦卓民被内定为“特大右派”后，他原来享受的所有级别、待遇统统被取消了，作为一名被监督改造的“特大右派”，他的档案就归华中师范学院管理了。当我心急火燎地再次找到华中师范学院档案室查询韦卓民档案下落的时候，由于档案室工作人员尚不知内情，他们对我的这一举动感到特别的好奇和惊诧。当我把他们逼急了之后才无奈地对我说，这儿真的没有保存韦卓民的档案，倒是听说当时把档案转到他的居住地“武昌粮道街派出所”了。几天的时间就这样在“磨嘴皮”的过程中耗掉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好死马当着活马医，于是又风风火火地赶到粮道街派出所。派出所档案科的管理人员得知我的来意后，倒是很认真地翻阅了过去的档案记载。他们恳切地对我说，根据历年档案登记显示，粮道街派出所从来就没有接收过韦卓民的档案。据他们所掌握的韦卓民的信息情况，建议我找“粮道街居民委员会”试一试。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从武昌粮道街居民委员会寻找到了7大捆布满蜘蛛网和蒙着厚厚一层灰尘的“韦卓民档案”。居委会的几个婆婆对我讲：这几捆档案自“推”到她们那儿后一直无人问津，如果再没有单位认领就该销毁了。多么危险呵﹗我偶然地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这就是“抢救了”韦卓民先生的档案。后来又通过校领导将它慎重地交给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永久保存”。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获得多个外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当年曾被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先生档案袋里既有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委任状，也有韦卓民校长“拒绝到任”的材料），在那个黑白颠倒、缺乏基本人性的年代，他的档案就如同他的人身与人格遭到羞辱一样，遭遇到如此非人的“礼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极大不幸。但愿韦卓民先生的档案，今后不会再发生上述灾难。

我是第一个秉笔直书为韦卓民写生平历史的人。我怀着万分急切的心情，把韦卓民校长的私人档案统统用自行车推回家，闭门谢客、潜心研读了10多天，尔后又参加了在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主持下召开的一系列不同类别的韦卓民先生座谈会。通过这些具体活动，我对韦卓民先生由“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韦卓民”、“熟悉韦卓民”，并且对他肃然起敬。我是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个有幸、也是最全面而系统地揭秘韦卓民私人档案的人，更是第一个秉笔直书为他写生平历史的人。我起草的《纪念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爱国者韦卓民》的文字材料，获得了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的认可与赞同，最终成了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和行政的“决议”文件。1984年11月3日在有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政协领导和各界有关人士参加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原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先生纪念大会”上，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开蕊宣读了这个决议，第一次以学校党委和行政的名义，给韦卓民校长以全面而公正的肯定，客观而高度的评价。李开蕊还在纪念大会上宣布：“我们必须为韦卓民校长彻底平反，为韦卓民校长恢复名誉。我们一定要学习韦卓民校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为办好华中师范学院，为发展党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②]如果韦卓民校长在九泉之下真的有知的话，那么冤屈的鬼魂也该安息了，韦卓民校长也该含笑九泉了。

后来在我撰写《中原大学校史》，写到1951年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教育学院并入华中大学，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名称”的时候，思绪又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把《纪念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爱国者韦卓民》的材料再度翻出来，对它进行了删改和充实，并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将《韦卓民》发表在《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6年第5期上。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它的问世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尔后它又通过不同的新闻媒体及其渠道传播遐迩，先后载入《哲学家辞典》和《翻译家辞典》，我为自己在无意之中又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而感到高兴。我从“寻找韦卓民”、“熟悉韦卓民”、“认识韦卓民”、“研究韦卓民”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以至于华中师范大学由过去“狠批猛斗韦卓民”，到“宣传韦卓民”、“歌颂韦卓民”，直到“给韦卓民塑像”立于校园广场中间，所有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每每回想起这段不寻常的往事，学校领导当时能够把这样一件重大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年轻教师来完成，至今倍感母校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厚爱。1993年10月4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重点发言，题目是《著名教育家：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教授》[③]。发言稿被收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我以为韦卓民先生的功德将为世人所敬仰，他的风范将激励后生，他的恩泽将滋润士林，他的英名将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存。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