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
作为在一线从事科研、教学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过多个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体会到体制改革与文化改良的同等重要性。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体制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今后也有可能文化改良比体制改革还重要:如果文化改良不够,体制改革将困难重重。
在和平时代回国的我,完全没有资格以回国的行动而号称“爱国”,九年前回国是因为归属感。如果以为这同时否定了近三十年来所有以回国为爱国旗号的人,那是低估了我的客观性,因为我认为二战期间留在敌对国的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冠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桂冠”。
中国长期影响社会的是人文为主的知识分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