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徐瑾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系列之一
在广泛运用白银之前，中国人曾经广泛运用纸币，这原本是超越时代的创新。
古希腊哲学中曾有“金银铜铁”理论：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开始为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人的时候，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其次则加了白银，这是辅助者或者军人，最后则是铜铁，往往是农民及其技工。
神话是现实的隐喻，对应着西方神话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说法，中国古代也有金银铜三品的说法（“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你看过日本桥么？”
酒过三巡，X教授不经意地问我一句。
地点是在有东京上班族天堂之称的新桥某处有名的黑暗料理，三三两两的上班族喝了酒后释放白日压抑，逐渐喧哗，声音隔着房间也能传来，与室内的烟味混杂成另一面的东京氛围。不过几乎清一色是年轻男性，年纪大点的随着职位升了，估计多半去下一站的银座集合。
“什么，日本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有没搞错，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老东京总是念叨一句话，一切始于日本桥，江户时代男女游街也往往要上日本桥。书里说日本桥是东海道的起始点，最早木制桥建于1603年，现在的日本桥到了19代，虽然是二十世纪初期…
上次在日本，诺斯去世，这次在东京，听到阿罗去世。对于这些真正衬得上大师名号的人物，总觉我们无形中亏欠良多。
阿罗这个名字，对于经济学界的人来说，几乎就属于永远不会死去的名字，或者说早早位列经济学神殿。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美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生于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去世。他去世之前，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任教。
在诸多纪念文章之中，笔者推荐阿罗的自述，毕竟主角自己是最好的传记作家（选自伯烈特·史宾斯所编的《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
“现在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了”，一位当选政治家对自己的伙伴如此表示，据说激动得眼泪在眼中打转。
这是在83年前的柏林，1933年1月30日，主角是希特勒，一位来自奥地利的二流画家与前失业人员，对话对象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戈林。正是在那天，在时任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邀请下，他被邀请成为一个保守派内阁的总理。
这是魏玛共和国末期，精英制度遭遇一战的屈辱与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冲击，政治的僵局导致总理职位多次替换，无论大众还是精英陷入对现实失意，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在斗争中携手排挤了更多代表旧秩序的社会民主党人。于是，纳粹在翻云覆雨之中成为第一大党，许诺…
今年是共识瓦解的一年，这为明年带来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有两朵乌云：债券市场风险与中美贸易风险。
2016年是共识瓦解的一年，无论是国内改革共识还是国际全球化共识，曾经大家期待相信的一切都面临烟消云散的风险，这为2017年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即使对于连续的财经观察者，今年年终展望也并不容易，对比过去五年，当前政策筹码和时间窗口也出现变化。2012年，我在《2013，叩问中国经济之路》中，较早揭示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是大趋势，随后《2014：中国经济黑天鹅 ？》展望2014年难题在于转型的被动进行，主动降低增长的筹码无多，2014年撰写《2015：中国经济五大风险》时则呼吁平安第一，因…
从2015年起，原本波澜不惊的人民币，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维度。
进入2016年岁末，人民币连续走低，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创下8年低位，11月25日报6.9168。年中不少人尚且把6.7作为重要关口，10月FT召开年度论坛，我主持首席经济学家圆桌环节，经济学家们多数对于人民币今年之内走势看到6.8，这其实也当时市场主流看法；然而进入11月末，人民币却已经跌破6.9，如果不是中国央行强力出手，“破7”不过时间问题。
人民币缘何走低？除了近期的美元走高影响，放在长时段思考，线索会更为清晰。这首先是对于过去单边升值的市场修正。2010年末以来，人民币一路…
黑天鹅今年第二次飞起，继英国公投退欧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这一届美国大选画风变化颇多。最初随着杰布•布什宣布参选，大家预想这是一场布什家族对阵克林顿家族的王朝政治美国版。谁想美国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俗称川普）作为局外人杀入，起初被认为只是插科打诨，随着他一路人气走高，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再到成功赢得竞选，从陪跑玩票笑到最后，戏谑间改变历史。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或许过了若干年，历史学家会反思“未能发生的历史”，2016年如果英国没有退欧，如果特普朗没有赢得选举，世界将会如何。但是今天还不是末日，只是一个变化时代的开端而…
谈钱伤感情，何况涉及付出。
近期，中国一份官方文件引发不小争议。这份名为《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要求实施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行动，实施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行动，提出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负，同时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堵塞高收入者非正规收入渠道，发挥收入调节功能。
这听起来并无不妥，但如何界定高收入者呢？有国内媒体将高收入者界定为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群体，一时舆论哗然，随即引发官方专家紧急发话，表示媒体解读是引申演绎甚至谣言。政策出台之前，每每风声鹤唳，无论最终落地情况如何，这一次12万引发的争议，却实打实地击中了中国城市中产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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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经济真正面临考验，修辞的光辉颜色才有所收敛。
临近2016年末，伴随着民间投资下降，人民币继续下跌，去杠杆遥遥无期，经济下滑已是既定现实。这一年即将过去了，这个时候，以往流行的“最困难一年”、“最艰难一年”等说法，反而没有出现。
那么，中国经济当前究竟处于什么历史位置？在FT2016年度高峰论坛上，我主持首席经济学家圆桌，这一问题是我事先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等社交媒体征求问题之际，读者反应的普遍困惑。论坛上，我将这个问题抛向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瑞穗证劵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
在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小岛上，一群新上任的政府官员志得意满准备发展本土工业。
然而，他们最终发现他们什么也做不成。有人计划做水果罐头，事先也没有调研，结果发现没人需要水果罐头，意外的是罐装人造黄油成功了；不过人造黄油是进口，罐头皮是进口，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人造黄油放进罐子。但是这种本土罐头比进口黄油还贵，于是乎，政府又不得不实行价格保护。
这一故事，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维·苏·奈保（V.S.Naipaul，1932～） 的《模仿者》一书情节。这虽然是小说，实际上却无比真实。结合中国当下的产业政策之争，也让人思考，产业政策的边界在哪里？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