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常态”--

2006年末的最后一条令人震撼的新闻，或许是“内地学生贿赂香港教授入狱”吧。2006年12月14日，从内地到香港就读的研究生陈静因拿1万港币向教授买试题，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中“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该案构成了香港的学生贿赂教授第一案，事发的城市大学多名教授均表示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香港明报等媒体反思：女研究生公然将1万元放进系内副教授的信箱内索取试题及答案，随着内地来港学生增多，可能对香港的校风文化形成冲击。内地的网上也热炒：女研究生用1万元向教授买题竟然被教授告到廉政公署，判刑6个月，香港的教授真是不一样。

从沸沸扬扬的讨论中，无论各自所持观点如何，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即：香港人大加讨论该研究生的行为，或曰大陆风气冲击香港，或曰属于偶然现象；内地人则热烈讨论该教授的行为，或揣度其借机炒作，不尽人情、不够师道，没有必要毁掉研究生的前程，或为其叫好，说为大陆人做了榜样。暂不论观点，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味。为什么大家关注的角色不一样呢？都是因为惊讶！香港人惊讶研究生的“公然”行贿，内地人惊讶教授和廉政公署的“竟然”较真。换言之，这个研究生在香港，和这个教授在大陆，都是稀罕的人物；而反之，这个研究生在大陆，和这个教授在香港，都是没什么可说的“常态”。

什么是“常态”？就是此类情况在人群正态分布图中的中间地带；什么是“异类”？就是与这个群体不相一致的那些极端。正如人类学家研究“病”，发现在热带某些常年腹泻的部落内，不腹泻的人会被认为是“生病”。历史也告诉我们，在集体疯狂的年代，理性的人会被作为“异类”拉出消灭。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这样一对正相对立的“常态”和“异类”，说明了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戴晖辉教授的话，最好为大陆的争论做了注解：“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实不知‘非’在何处。” “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但老师没有处理犯罪的权力，那是执法者的责任。老师怎可代执法者私下处理一件犯罪行为？……而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件犯罪行为。依照某些人的观点，我应该去犯罪来掩盖另一罪行，就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就值得吗？” “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

戴晖辉教授在举报的时候，没有过一分钟的犹豫；首先接到报告的系主任周定轩，立即向校方做了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廉署接到报案，随即进行了布置、抓捕，送法庭审判……从6日教授发现信封，到14日香港九龙城裁判法庭宣判，一共是9天。是的，我们并没有注意，这不是一个教授面对一个学生的事件，而是一个人的行为在体制中的一次检验。进而，这个体制中的“正常”生态与“异端”行为，是怎么界定出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正态分布图上绘出的点。

这个链条太顺畅了，所有人几乎都是顺理成章地行为，以致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涉及了多少的角色抉择。其实，对比大陆恰能发现，一个微小“反常”行为被发现和处理，要经历多么细致的制度与“常态”的筛选啊！

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遵从，对腐败的阻吓作用不在于重刑死刑－－被公共认知的惩罚已经足够警戒效力――关键在于有多大的机会被抓。廉署从建设初期60%到70%的匿名举报率，到今天75％的实名举报，是最好的制度绩效之显现。它的微观效果也可以等同于戴晖辉教授说的那句话：任何香港教授都会这么做的。制度保障了人们的“常态”，反过来，一个具有正常生态的社会，才能够顺利地识别疾病，维系这个制度的健康。

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她触犯的是制度，原因却是她来源于一个不同的“常态”环境。

当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地强调大案要案、严打重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制度的公平、公开、公正性，它给予“正常”状态的保障和信心；当我们每个人在抱怨这个生态的时候，是不是也问问自己，有多少次对于不正义的屈从，多少回对于违反规则的沉默，多少句违心虚伪的谎言，多少遍对于挺身而出者的冷漠甚至嘲讽？的确，我们需要一个良性的制度来保障我们正常的生态，但我们也都是这个生态中构成“常态”分布的图点。也许我们已经集体偏离地太远了，那么，如果你尚无力回到内心中的准则，尊重遵从它的人，至少，不助恶，也是一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