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4%，增幅比去年同时期高了6.8个百分点，而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可达5万亿元。自从1999年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这几年可谓坐了火箭一般，年年上台阶，也引来社会各界的普遍诟病。对此，财政当局虽然总提出税收征管、税种设置等方面的解释，但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只能说明经济基础或财政制度存在问题。
应该说，当前财政收入的持续高增长，已经不仅是财税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失衡与政府职能扭曲的双重结果，这是多数人没有关注到的。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当前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背后，隐含着经济增长悖论、经济结构悖论和体制悖论三大因素。
首先，所谓经济增长悖论，就是指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低要素价格下的利润高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因素，就是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过低，形成了高利润、再投资、高积累的循环，促使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一方面，自然资源一直没有形成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污染、农民利益补偿等都未列入资源开发成本。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长期过低，虽然近几年有所上升，但据统计总体上工资占GDP比重近15年降低12个百分点。这两大成本要素的低估，使得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增加值被高估，这“虚增”部分经过分配和再分配，被企业和政府更多用来扩大再投资，进而增加对低廉要素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低估要素价格的生产过程上，增加值必然迅速扩大，政府相应掌握的财政收入也会不断增加，损害的却是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动力质量提高。
其次，所谓经济结构悖论，则是体现在生产与消费这对传统的矛盾中。重生产、轻消费，曾经是人们批评计划经济的弊端。现在，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生产与消费的失衡仍然非常严重。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年居高不下，钢铁、汽车等领域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公众消费能力相对弱化，房地产、教育、医疗成为新“三座大山”。笼统地讲，这就意味更多的社会资源停留在生产过程中，而用于最终消费的则有限。与这种生产与消费结构相适应，我国税制结构也是重间接税、轻直接税，这对于税制选择来说其实也是不得已的。从最新的2003年资金流量表来看，在流入政府部门的资金中，生产税净额为20633.5亿元，其中主要是增值税，而收入税只有4465亿元。这就说明了另一个怪圈：在“生产型”的经济体中，配合“生产型”的税制体系，随着经济总量扩张，政府必然会集中更多的资源，带来税收更高增长，间接带来的损害却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消费弱化。
最后，所谓体制悖论，是指体制改革出现了新的怪圈。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面向市场化目标的，自然伴随着政府职能弱化，从而也有了上世纪80年代的财政放权让利。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现在，由于市场体制非一日能成熟，市场化宏观政策往往难以奏效，政府突然发现信贷控制、投资项目管制等计划政策竟是当年误丢的“法宝”，因此出现体制复归倾向也不奇怪。财政作为实现政府职能的保障，自然能反映出这一变化。从财政支出看，以1994年为低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现出V字形特征，从1978年的31%到1994年的12%，再到2006年的19.73%。适应这种体制变化趋势，财政收入这些年的加速增长也可理解，强化征管亦是其副产品。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倾向预算最大化是必然的，在搞了多年市场经济后，我们不幸也学来了西方的政府弊端。从短期看，这种体制复归或许有利于政府调控能力增强，长远来看却是贻害无穷，最终会导致市场化改革大局遭遇挫折。
总之，即使就事论事，以占GDP的20%左右的财政收入，加上2006年已高达76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掌握的资源比重，恐怕也已接近了美国约32%的水平。只有真正增加社保类公共支出，并正视财政收入高增长背后的根源，才能促使经济和财政走向良性运作，并使社会公众真正信服。
应该说，当前财政收入的持续高增长，已经不仅是财税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失衡与政府职能扭曲的双重结果，这是多数人没有关注到的。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当前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背后，隐含着经济增长悖论、经济结构悖论和体制悖论三大因素。
首先，所谓经济增长悖论，就是指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低要素价格下的利润高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因素，就是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过低，形成了高利润、再投资、高积累的循环，促使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一方面，自然资源一直没有形成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污染、农民利益补偿等都未列入资源开发成本。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长期过低，虽然近几年有所上升，但据统计总体上工资占GDP比重近15年降低12个百分点。这两大成本要素的低估，使得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增加值被高估，这“虚增”部分经过分配和再分配，被企业和政府更多用来扩大再投资，进而增加对低廉要素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低估要素价格的生产过程上，增加值必然迅速扩大，政府相应掌握的财政收入也会不断增加，损害的却是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动力质量提高。
其次，所谓经济结构悖论，则是体现在生产与消费这对传统的矛盾中。重生产、轻消费，曾经是人们批评计划经济的弊端。现在，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生产与消费的失衡仍然非常严重。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年居高不下，钢铁、汽车等领域开始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公众消费能力相对弱化，房地产、教育、医疗成为新“三座大山”。笼统地讲，这就意味更多的社会资源停留在生产过程中，而用于最终消费的则有限。与这种生产与消费结构相适应，我国税制结构也是重间接税、轻直接税，这对于税制选择来说其实也是不得已的。从最新的2003年资金流量表来看，在流入政府部门的资金中，生产税净额为20633.5亿元，其中主要是增值税，而收入税只有4465亿元。这就说明了另一个怪圈：在“生产型”的经济体中，配合“生产型”的税制体系，随着经济总量扩张，政府必然会集中更多的资源，带来税收更高增长，间接带来的损害却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消费弱化。
最后，所谓体制悖论，是指体制改革出现了新的怪圈。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面向市场化目标的，自然伴随着政府职能弱化，从而也有了上世纪80年代的财政放权让利。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现在，由于市场体制非一日能成熟，市场化宏观政策往往难以奏效，政府突然发现信贷控制、投资项目管制等计划政策竟是当年误丢的“法宝”，因此出现体制复归倾向也不奇怪。财政作为实现政府职能的保障，自然能反映出这一变化。从财政支出看，以1994年为低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现出V字形特征，从1978年的31%到1994年的12%，再到2006年的19.73%。适应这种体制变化趋势，财政收入这些年的加速增长也可理解，强化征管亦是其副产品。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倾向预算最大化是必然的，在搞了多年市场经济后，我们不幸也学来了西方的政府弊端。从短期看，这种体制复归或许有利于政府调控能力增强，长远来看却是贻害无穷，最终会导致市场化改革大局遭遇挫折。
总之，即使就事论事，以占GDP的20%左右的财政收入，加上2006年已高达76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掌握的资源比重，恐怕也已接近了美国约32%的水平。只有真正增加社保类公共支出，并正视财政收入高增长背后的根源，才能促使经济和财政走向良性运作，并使社会公众真正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