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论上，孔子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可是他未予强调。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复论述的"学而知之"。他称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在认识过程中，孔子注重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对闻见得来的知识，不可都信以为真，必须细加观察。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他提出"视"、"观"、"察"三步递进的观察次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孔子还进一点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他强调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并提倡"再思"（《公冶长》）、"三思"（《荀子.法行》）与"九思"（《季氏》）。他在闻道、得道、传道上的"一以贯之"的境界，就是靠学、思结合而达到的。孔子还主张在"思"的过程中，运用"反"的方法，即不断进行类比，并加以演绎推理，以取得"举一反三"之效。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在认识过程中，孔子不以"思"为止，认为在思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地"习"、"行"。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他主张要"敏于行"（《里仁》），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不过孔子所说之"习"、"行"，偏重于道德实践，即所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关于判别认识是非的标准，孔子尚未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说的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似乎是主张以言行的统一作为判断的标准。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即认为每一个君子都具有理性，理性即能判断是非。后世儒者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义"等道德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