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毕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既然已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人民便不再需要将孔子作为偶像来崇拜。孔子走下神坛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人物尤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范文澜认为孔子的思想仍有研究和继承的价值。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杰出贡献和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伟大地位并没有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因为他删定六经，保存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典籍；因为他创造了儒学，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充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有教无类等；他的学说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境内外的非汉族的一些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曾经超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孔子及儒学实在起了不可估量的凝聚和向心作用。因此，范文澜主张把孔子的学说分解成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然后吸取其精华，排斥其糟粕，从而建设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进行孔子与儒学研究颇有成绩的学者还有杨荣国。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对孔子与儒学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殷周种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氏族贵族的统治，就已提?quot;仁"。孔子处于贵族日趋没落的时期，他为了挽回贵族没落的命运和稳定他们的专制局面，便也宣扬"仁"。但是，孔子的仁只是包括了当时的王公大人和士大夫，只是以仁作为团结当时王公大人和士大夫的中心骨干。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宗族中的人都要尽最大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犯上作乱，这样便可使被统治阶级自然趋于道，从而有助于复归于礼，复归于族有的奴隶制国家的轨范。以孝、悌巩固王族，以克己复礼巩固族有的奴隶制国家，这一切都做到了，便可以天下归仁焉。与范文澜的观点明显不同，杨荣国认为，孔子在骨子里是要维护自殷周以来的奴隶族有的政治统治，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孔子以仁治代德治，走仁治的道路，而不走法制的道路。基于这种考察，杨荣国对孔子和儒家学说基本上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孟子的所谓仁政只是如孔子一般的在竭力维护这?quot;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局面的持续；而孟子仁政的第二步，也就在于保持这尚未被破坏的井田制。显然，杨荣国对孔子与儒学的看法更多地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立场，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历史研究的范例，所以这类学说观点便自然从学术的探讨逐步演变成一种政治信念。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学术迎合政治的倾向日趋严重，久而久之，这股思潮便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人们见多不怪，也自然以学术能迎合政治而引以为荣。当然，在这种政治气氛和学术氛围中，有的学者是真诚地相信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学说约有用性，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学者则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于是有关锋等人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幌子而强加给孔子及儒学一些莫须有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