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在熊市四五年后，于2006年初开始迅猛反弹。
自去年10月沪市升到六千多点后，跌势开始，一路急泻后，截至4月下旬，已整整跌去五成，内地投资股票的股民上亿，再加上投资基金的基民，那更是多达数亿。在股市长达半年的汹涌跌潮中，政府的表现让股市和基民伤透了心。政府再一次把自己推向了深深的被动，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换来的是民众的失望与谩骂。
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想方设法让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国人受此鼓舞，股民和基民队伍更是迅速扩大，都希望共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但股市在胡锦涛报告的第二天达到历史高点后反头向下，然后就一路跌到4月下旬，整整跌去一半。下跌的原因，包括过度上涨后的调整、宏观经济的不确定、雪灾影响、美国次按危机、物价高涨等因素，但最具杀伤力的却是中国平安、浦发银行等提出的巨额融次以及国企股改后遗留的大小非解禁。这期间，民间强烈呼吁政府采取对策抑制国有大企业恶性融资，缓和大小非解禁冲击，降低不合理的印花税。然而，政府迟迟不响应、不作为，股民和基民信心大失后不断恶性杀跌。股市下跌的损失本应由投资者自身承担，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股市的涨与落，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策行为，政府不能在此时把责任全部推给市场。待股市将跌破三千时，政府终于出台《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无奈这个满是漏洞的救市措施难挽市场信心，股市仍然在跌。
客观地说，政府不救市自有其理由：温家宝最着急的是物价，其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表明，08年物价要压到百分之四点八。他忧虑物价没下来，股市再上去，物价将会进一步挑高。一味关注物价的温总理忽视了他一再强调的「避免股市大起大落」。这种顾此失彼的作法，让百姓深感政府言而无信。
这点，恰恰需要政府好好反思。政府有难处、有隐忧，完全可以说出来，控制物价也好，挤压泡沫也好，总之必须沟通，只有在沟通中才能获取民众理解，才不至于伤害民众的信心。对付物价不见得只有一种方式，去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一点二万亿，超预算七千多亿，印花税多收了近二千亿，难道不能拿出一部分钱分给下层贫困家庭抵抗物价之涨？新加坡、香港、澳门已如此做了。结果现在，内地低收入家庭因物价问题对政府颇为不满，中高产家庭因股市问题对政府也颇为不满，政府在上下两头哪里也没讨到好。民众置疑那些多收的钱哪里去了。
大跌中也暴露出制度设计上的许多问题，比如：下跌中没有对冲稳定市场的机制；没有应急救市机制；在一级市场高利润给二级市场风险时没有保护二级市场中小投资人利益的机制；在解决国有股全流通时，没有考虑到资金的供给；没有考虑股改和国有股减持的完成需要一个健康的牛市环境，而投资人信心遭到打击的熊市是不可能顺利完成金融改革任务的。
至于何种情况下救市，政府也应有个明确态度，比如国家金融安全出现危机或股市接近崩盘时才会有所动作。当然，救市与纠偏还不是一回事，抑制恶性融资、降低过高的印花税，这是纠偏而不是救市。政府对这些完全没必要捂着盖着，由相关又不担责的三两官员说些不明不白、事后反悔的话，在社会上造成误会，不断引来骂声片片。甚至网上似是而非地揭批温总理儿子卷入中国平安增发所以政府放任等等，像这样的恶劣影响多少也与政府的沉默无作为有关。
中国股市管理的情况非常复杂：国资委要维护国有大企业的利益，财政部和国税局要维护高额增长的税收，证监会要维护股票市场的平稳，三方势力各打算盘自然形成拉力牵制，所以增发和大小非解禁难以解决，印花税减少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些都需要统一协调，没有国务院领导下的统一行为，证监会显然无法有效作为。直到
然而，制度上的缺失与管理上的漏洞，政府亦很有必要在股市大起大落中加以修正。比如，新股的发行制度、股市的交易制度、对上市公司及上司公司高管的监管制度都有待完善，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教练员的体制问题也有必要改变。此外，股市政出多门，许多部门在管，但哪个部门也做不了主的现象也急待解决。
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政府作为监管者在市场中扮演的一个角色是「风险教育者」，但又有谁来教育教育者呢？这一次股市的巨幅波动给投资者的风险教育足够了，但那些监管者或风险教育者能从中受到甚么教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