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面对灾害，人必须也只能调动一切资源，动员一切力量，确保更畅通的信息，制定更科学的对策。可是我们也看到，现实就是现实，没有水，温家宝的眼泪变不出水，没有电，温家宝的眼神放不出电。毕竟，一定时间内能送到灾民手里的方便面和水是有限的。

所以，新闻工作者才应该去最前线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打破新闻封锁，当然，是和互联网上的网友一起。

其次，我们应该追问地是，这些成本最后由谁支付？

第三，威权政府的优点缺点，都体现出来了。一个威权所能做的，可以拿来萝卜、方便面，强制价格。可以集中资源，统一部署。上面一动，下面也会动。

但是反之，上面不动，下面会动么？在一个威权社会，社会自生组织是被遏制的，因为潜在存在与政府夺权的可能性，所以我国NGO并不发达，工会只是摆设。为什么在头2天，铁路能干出让乘客不吃不喝不许下车的事情。这是列车员和乘客的关系么？这不是监狱长与犯人的关系么？

只有在威权的结构里，对上面负责才远远高于对下面负责。供应可能导致失控，导致管理成本增高，因为失控了，上头怪罪下来，谁负责？欺软怕硬，这是人之常情，怪不得那些列车员。在没有意识到遇到多大灾害，造成多大损失（表面的，人心的）时候，他只会按照一贯的惰性操作。于是，元曲山坡羊·潼关怀古的词几百年不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官方组织的抗灾是允许的，自发的，则一定受到遏制。贵州的公路上，村民敢把开水卖到10元一杯。我相信，所有买过他们水的人不会想去他们村投资。我相信，所有喝他们水的人，一定骂遍了这些村民的爹娘。

这杯水卖的值么？人心为什么坏了？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短视？值得思考。

人在贵阳，我想下去走走。本来答应去广州看朋友，可能暂时过不去了。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