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背景下多哈回合谈判走向


金融风暴背景下多哈回合谈判走向

陈泰锋

 

2008年7月29日,持续九天的WTO小型部长会议在日内瓦结束,被各方视为“最后机会”的此次会议未能在美国大选前就多哈回合谈判中一些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达成妥协。结果,谈判再次折戟沉沙,重蹈覆辙。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最终宣布“谈判失败”,并认为这对持续七年未果的多哈回合谈判是一个“沉重打击”。事实上,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底启动以来,原本预计要在2004年底完成,但由于WTO各成员方对农业补贴及关税以及工业产品关税议题立场太过分歧,谈判进程多次延宕。而伴随着谈判最后期限的屡次“拖延”,多哈回合谈判在七年之中数度“受挫”,给脆弱的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表面上看,多哈回合谈判再度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问题,实际上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如WTO主要发达成员政府的政治意愿。但无论如何,在当今世界经济下行、世界油价居高不下、粮价上涨、次贷危机蔓延、金融风暴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的再度破裂在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遭受重挫,多哈回合谈判所承诺的开放贸易和促进发展的目标将无法实现,世界贸易规则中的不合理成分也将无法得到纠正。据估计,多哈回合一旦谈成,每年因关税减免可为全球省下1300亿美元,让全球经济每年获益500亿到1000亿美元,而谈判再度“受挫”则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受益者。2006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贸易专家桑德拉·博拉斯基依赖于最新的GATP 模型及其数据库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收益(损失)进行了测算,结论显示:中国是多哈回合谈判胜利完成后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将中国在本轮回合非农产品和农业谈判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合并折算成以美元表示的实际国民收入,中国年收入将为103亿美元,等同于印度收益增加部分的四倍多,也远高于日本、欧盟和美国。中国巨大的谈判收益将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依据测算获得的主要谈判方收益占各国GDP 的比重,中国是唯一一个收益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国家,达到1.2%。由此,作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最大赢家,谈判再度破裂乃至最终失败便意味着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输家。中国由此所失去的, 将不仅仅是显著的“经济收益”和“开放红利”,更加重要的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将使中国受益的国际经济制度环境进一步恶化,随之,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对中国主动引进外部力量,主动冲破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主动推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推动力也将会减弱。

无疑,多哈回合谈判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发展来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WTO所有成员都共同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WTO?我们是否还需要推行多边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谈判的重启期限如何?多哈回合谈判会否终将溃败?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就此一蹶不振,多边贸易体制会否在迎来60华诞的今天寿终正寝?

至少,从短期来看,在金融风暴愈演愈烈的今天,多哈回合谈判的再度破裂意味着2008年内完成谈判的希望更加渺茫,并且使谈判重新启动的期限再次搁置,谈判也将再次被迫进入一段“休眠期”。

一方面,多边回合谈判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机。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领袖说,“WTO是一个失败的模式”,世界绿色组织领导人也声称“WTO推行的全球化严重危害世界环境”。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只有所有民族和国家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同步发展,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深陷“3F”危机,即金融市场动荡、能源价格攀升和食品价格上涨,处境艰难,各国政府焦头烂额,多哈回合并不能完全帮助它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它们也不愿为多哈回合牺牲太多。此外,目前,所有主要经济体都不具备作出妥协的政治基础。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美国正处于政府换届期,布什政府届满之后,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各自对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和态度,照样会受到日益强烈的保护主义的牵制,乃至被保护主义立场所主导。印度现有政府在国会处于弱势,它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作出的任何妥协,都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造成自己执政地位不稳;欧盟谈判代表缺乏该组织多数成员国的支持,尤其是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强烈反对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让步。因此,即使多哈回合谈判不久后顺利恢复,那也不一定能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

然而,作为WTO成立后发起的首轮回合,多哈回合谈判肩负着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和重塑权威的重任,是多边贸易体制迄今为止发动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多边贸易谈判,被全世界人们寄予了深切希望。《多哈部长宣言》指出:“大多数WTO成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寻求将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放在本宣言所通过的工作计划的中心位置。”这是多边贸易体制60年来首次将“发展”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主题,发达成员答应开放农业与纺织品市场,并为发展中成员提供一系列特别帮助。并且,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充分考虑到世界经贸中出现的新事物,把关系世界经贸发展的重要问题都列为新议题。因此,尽管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谈判进程一波三折,但从长期来看,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仍是WTO成员各方共同的现实选择。

此次多哈回合谈判的再度破裂只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颠簸”,并不意味着未来谈判不能取得新进展。同时,谈判的再度“受挫”也意味又一次漫长的积蓄和酝酿以及未来的又一次新的期待和轮回。毕竟,倘若多哈回合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将会没有赢家。因为不管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对多哈回合谈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发达成员希望借谈判之名打开发展中成员广大市场,为其制成品出口找寻更广阔的市场;为初级产品提供稳定的来源;为其资本流动创造更大的投资领域(尤其是服务业);有些发达成员甚至期望通过谈判增加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加强对发展中成员的控制等。广大发展中成员也为本国的利益而谋划,他们希望借助谈判来推动发达成员市场准入程度的降低,为其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提供国际市场(如纺织品);通过谈判来加强与发达成员的贸易和合作,利用和吸收发达成员的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能力。

其实,翻开多边贸易谈判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即随着谈判议题与参与谈判成员的不断增加,谈判的难度不断加大,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前4轮谈判均在当年完成,第5轮狄龙回合则从1960年延续到1961年。第6轮肯尼迪回合则从1964年谈到1967年,共用了三年时间。第7轮东京回合用了6年时间,从197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第8轮乌拉圭回合从1986年到1994年用了8年时间才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根据2001年《多哈部长宣言》中提出的谈判议程正式启动,此次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的失败将使谈判结束时间表进一步推迟,最终有可能会超过上一轮所用的8年时间。因此,面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未来,我们应拥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并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毕竟,确保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真正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的目标。

当然,受制于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完成并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一揽子协议并非易事。多哈回合谈判屡次受挫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必要性也不容质疑。但维护这一机制的富有效率的运转,发展中成员有责任,发达成员更是义不容辞。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获益者,发达成员必须主动承担解决多边贸易体制存在和发展危机的更大责任,对不发达成员主动开放自己的市场,减免那些高负债国家的债务,更慷慨地提供发展和环境援助。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下的危机汇合,它提醒我们,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只有有效克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负面问题,人类才能迎来新兴的全球化文明。在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成员要坚决反对超级大国试图控制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霸权行为,通过协调立场和加强合作来促进国际体系的民主变革。当然,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在共努力中求妥协,在利益平衡中求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求公平贸易。在这一过程中,WTO自身进行适当的改革也是亟须和必要的,如多边磋商机制和区域性贸易协议需要确定新的平衡标准等,以维护和加强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只有建立在制度性合作基础上的互利、共嬴、共存、共生理念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精髓和关键,才是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存在,并继续扮演全球贸易管理者和协调者角色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