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钱文钟的讲坛，于丹的采访，对易中天的抨击，还有关于杨帆门的评论和对余秋雨人品的质疑，尤其在章含之身后的各种吹捧和批判，发现文化界果然是民主风行，每个小有成就或者名气的人，都毫不客气的在完成对他人的否定后鼓吹自己的正确。

　　可惜，从所有的“争鸣”中唯独看不到公正平和的良心。基本上所有的议题都是泾渭分明，要么是推崇备至的让其伟大到极致，要么因为厌恶和否定让其堕入不堪境地，哪怕是那些对议题中心的人物不很熟悉的观众们，也常常要选择一个阵营然后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似乎，所有的争执一定要踏着对手的尸体才能获得胜利，如此往复的循环中，什么都难以传承，被记忆的只有争执本身。

　　联想历史上，文人的争斗似乎一直如此，只要稍微占上风就趁热打铁，让对手全面失势最好永不得翻身，为一己之私的门户之争，全然不顾是否可以执行和继承。也正是这种相互的倾轧，让文人在中国历史和现代，通常只能成为一种被支配的工具，从来都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

　　他们眼睛里面已经缺少了道德的公正，更加缺少的是对土地和空气的关怀，排斥异己的对那些没有包装的自然一律称为庸俗，以便和自己虚伪的“高雅”加以区分。而当文化和娱乐商业已经成为共生体以后，庸俗的定义就更加民主和自由了。

　　文人们最可怕的力量在于，只要得势就绝对有能力改变世界的评价体系，并由此让它们不喜欢的一切被贴上万劫难复的标签。如果说军人的冷酷在于杀戮，大约文人的优雅就是不流血的实施灭绝，甚至绵延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