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论文是1985年夏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前一年，1984年的冬天，我还正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一次陪张岱年先生到香山开魏晋玄学的会，碰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黄德志女士（后来我们一直习惯称她为老黄）。她对我说，“张先生推荐你的博士论文到我们社里出！”原来，我的博士班同学刘笑敢这时已经联系了出版社，认识了老黄，并且得到了老黄的承诺，论文毕业后争取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是老黄就在这个会上跟张先生说起此事，请张先生应允到时为之写序，张先生便说，“还有陈来的论文，他也是明年毕业”。由于张先生把我的正在写作中的博士论文也推荐给老黄，所以老黄就找到我说起此事，也承诺将来在社科出版社出版我的论文。我当时自然觉得这样很好，但更担心论文本身能不能写得好，达到出版的水平。

1985年6月，我们的论文先后都通过了答辩，9月初，张先生把我们叫到他家里，把已经帮我们写好的序交给我们。我们把张先生的序交给了老黄，这就使我们的论文正式进入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过程。这时，社里大概已经有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规划，故先进入严格的审查程序，我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由当时任出版社总编辑的丁伟志先生审稿。大概过了数月之后，我收到了丁伟志先生的信，一共有十几页，其中谈的都是他的审读意见。以丁先生当时担任的总编辑职务，为一本博士论文的出版，竟写了十几页的意见，我想，这样的审读，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而且，照理说，他的审稿意见也不必直接寄给我，由此可见他在学术上的平等待人，和对青年学人的关心。对此，我自己是很受感动的。

1986年秋天，我赴美国访学，此前半年多，我几次到老黄的家里，商量出版的有关事情。老黄是非常热情的人，她在组稿方面非常积极，与作者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那时去她家，有时就在她家吃午饭。她还带我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的一些同志家拜访过。由于张岱年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较好，所以老黄逢人便说，陈来的论文挖掘的深，还准备优先安排我的书出版。她多方面地想方设法，为我们出书考虑，比如，安排我的论文请丁伟志先生来审，就是老黄的主意，她认为这样能够保证出版的顺利。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术界的新人，出书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有老黄的周到考虑和安排，我们的论文都在1988年春作为文库的第一批出版了。收入博士文库的我的《朱熹哲学研究》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我们都知道，学者的第一部著作出版最难，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出版资源特别紧张的时期，所以，我衷心地感谢社科出版社对我的学术发展的关键性支持。

我的书出版后，仍与老黄保持着联系，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80年代末，我们还一起去任继愈先生家拜年，老黄特别跟任先生介绍了出版社提职称的情况。老黄跟许多著名学者都经常保持联系，如她跟李泽厚先生也很熟，她对美学方面的书的出版特别关心。事实上，老黄的本职工作，在哲学编辑室，是美学书籍的组稿编辑。但由于她工作热情主动，所以出版我们哲学史的书，她也费力很多，贡献不少。这样的出版社编辑，在当时的社科出版社，还是很少的。

《朱熹哲学研究》的三校过程，我都没有参与，因为这期间我一直在美国。而我回国时书刚好出版。出版后，我发现有一些错字，所以我送书给别人时，都附有一份勘误表。1992-1993年的时候，社科出版社要重印博士文库前几批的书，我便提交了勘误表，希望新印本能把旧本的错字都改正过来，可是后来阴差阳错，新本印出后这些错字还是没有改过来，算是一点点遗憾吧。

由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书，所以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常常去出版社，有时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去办事，也顺便到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坐坐。1990年春天，我的王阳明哲学的书写好初稿，便首先想到社科出版社联系，当时负责管哲学史稿子的是王生平同志。我们坐在一起聊，李存山同志也过来，谈学术出版的状况。从谈话中得知，当时社科出版社的出版遇到一些问题，稿子积压也比较多。我当时想，如果稿子拿到社科出版社，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出版的，于是，我就改到人民出版社联系，在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1991年春顺利出版了我的王阳明哲学的书。在此前后，我的其它书也分别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和不同的出版社都逐步发展了合作关系，所以，和社科出版社的联慢慢减少了，后来，哲学编辑室的熟人渐渐离开，到出版社的机会就更少了。虽然如此，每到书店，对社科出版社出的书，我始终是很注意的。

二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出版社都出过书，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书，这是我永远感谢不忘的。谨以此小文祝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