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9月17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云南省双柏县委书记李家龙在“书记县长大接访”中，遇到一位老上访者，曾找过县里各部门10多次了，反映的问题就是没结果。李家龙细听后才发现，这个上访者的要求与现行政策并不相符合。令人奇怪的是，面对来访，接待上访者的那些干部却总是回答说“你的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17/content_10047796.htm）
依我之见，接待上访者的“那些干部”显然不是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而只能是政策的落实者和执行者。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对群众来访所提要求，所应和所能“研究”的也只能是对政策范围内的群众要求应该如何酌情处理。至于政策外的要求，则不是他们处理的范围或权限。既然不是他们处理的范围或权限，而他们又不是政策的修订和制定者，群众的这种政策外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应在他们“研究”办理的范围。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们却作了“研究”处理，那他们就成了政策的违背者，是要追究违纪责任的。
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那位老上访者，经李家龙几句分析解说后，明白了自己的要求超越了政策范围，马上表示理解。只是他很生气，说：“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是呵，原本几句话可以解说清楚的问题，我们“那些干部”为什么要“研究”，且又迟迟不得“研究”呢？原因恐怕只有两种：其一，不知或不解政策。如果是这样，那就纯属干部能力的问题了，说明“那些干部”应该抓紧政策学习，尽快适应形势的需要。如果不作这样的补课，那就委实应该另谋高就，让位给懂政策能胜任的同志。其二，明知是政策外的要求，还是想“研究研究”，在“研究研究”中发现和遭遇“特殊情况”。因为只有“特殊情况”才好特殊处理，而且“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显得务实，“处事灵活”。于是，政策原则，便在这种神妙的“研究研究”中，被以弹性十足的“特殊情况”的名誉走样变形了。至于，什么才是“特殊情况”，自然属于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绝密“内部消息”。
看起来，干部“研究研究”实在费人研究，很多其实是不能简单一概地认定为工作态度上的问题。特别是明知政策外的要求，还一本正经地要“研究研究”，这里头所反映的不仅可能是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素质上的问题，甚至可能反映着干部为民办事的思想动机纯不纯、作风正不正、手脚净不净的大问题，这问题即使是苗头，也不可轻视小看。从某种意义上看，对这种现象及早加以重视，更是对干部的一种爱护。
依我之见，接待上访者的“那些干部”显然不是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而只能是政策的落实者和执行者。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对群众来访所提要求，所应和所能“研究”的也只能是对政策范围内的群众要求应该如何酌情处理。至于政策外的要求，则不是他们处理的范围或权限。既然不是他们处理的范围或权限，而他们又不是政策的修订和制定者，群众的这种政策外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应在他们“研究”办理的范围。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们却作了“研究”处理，那他们就成了政策的违背者，是要追究违纪责任的。
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那位老上访者，经李家龙几句分析解说后，明白了自己的要求超越了政策范围，马上表示理解。只是他很生气，说：“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是呵，原本几句话可以解说清楚的问题，我们“那些干部”为什么要“研究”，且又迟迟不得“研究”呢？原因恐怕只有两种：其一，不知或不解政策。如果是这样，那就纯属干部能力的问题了，说明“那些干部”应该抓紧政策学习，尽快适应形势的需要。如果不作这样的补课，那就委实应该另谋高就，让位给懂政策能胜任的同志。其二，明知是政策外的要求，还是想“研究研究”，在“研究研究”中发现和遭遇“特殊情况”。因为只有“特殊情况”才好特殊处理，而且“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显得务实，“处事灵活”。于是，政策原则，便在这种神妙的“研究研究”中，被以弹性十足的“特殊情况”的名誉走样变形了。至于，什么才是“特殊情况”，自然属于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绝密“内部消息”。
看起来，干部“研究研究”实在费人研究，很多其实是不能简单一概地认定为工作态度上的问题。特别是明知政策外的要求，还一本正经地要“研究研究”，这里头所反映的不仅可能是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素质上的问题，甚至可能反映着干部为民办事的思想动机纯不纯、作风正不正、手脚净不净的大问题，这问题即使是苗头，也不可轻视小看。从某种意义上看，对这种现象及早加以重视，更是对干部的一种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