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张修林的文人定义系列文章（六）

                所谓“文人”和郭沫若 

                           作者：Cheephy 

    今日课上，关于“文人”的话题不小心点起了不少人思想的火花。有偏激者义愤填膺，称郭沫若是个没有骨气的文人，他没能在动乱的社会中呐喊，没有承担起文人应该有的责任。
    听说话者的口气，他很不满郭沫若作为一个文人的表现，在他的脸上甚至可以读出他对郭沫若的失望和愤怒。起先，我为他这样的话语感到振奋，这似乎是一个现当代学生应该有的声音，但细想之下，却渐渐发现他的话很欠妥。我想，他这样的理解，现在还是大有人在的，我有必要为此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文人”这两个字。很惭愧，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个文人。知事者说，文人不单单是那些写文章的人。我想也是。之所以觉得偏激者的话如此不妥，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搞懂什么是文人。我想，文人不是一个职业，是舆论外加的，谦逊的人，没有哪一个写文章的人说他是个文人。先说一下“文人”这个词，抛开所有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文人充其量是个“人”，既然是个人，给他强加这么多的责任有些牵强。显然，偏激者是将文人从广大的社会中的人脱离出来了，说文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他就该有与平常人不同的胆量和骨气。即使是这样，好，就算文人真的得如此高洁，但要让他们在动乱的社会中振臂疾呼，这算是什么道理。能在乱世中惊觉的人的确是值得社会的认同和历史的肯定，但请注意，那是文人中的极品。所谓极品，就是如上所说的“不是一般人”。文人本质上也是个人，你要文人不一般，那好，除非你已经不把文人不当人。或许在偏激者看来，文人是神圣的，很高洁的。文人要有不平凡的气质，要在乱世中针砭时弊，唤醒国人，我想，这已然不是单单的一个文人了，这已经是一个“英雄”的标准，按这样说，只有具有英雄的气质，才称得上是文人，那可能历史上，没有几个是文人，即使称得上是文人，那也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圣人了。文人没这么神圣，也没必要这么神圣。我猜想，偏激者是先为“文人”二字做好了定义，然后将郭沫若挂上他所定下的“文人”的名衔，后来仔细一想，郭沫若还没有这些气质，达不到标准，所以遂以为不妥，便大肆批评。这里就得说说文人的定义了。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我仔细查找了关于文人的定义，依我之见，没有一个是真正明确定义的，没有哪一个是我信服的。就说说上面所谓专家的定义吧，上面并没有提及到文人就该有乱世疾呼之类的英雄气概，也没有提及文人是得多么神圣，多么高不可攀的，简单地讲，文人也是个人，所有的形容词都只是强加的，都是舆论的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更没必要唾弃某些所谓文人的气节问题了。人是社会的人，但简单说他还只是自己的，他完全可以不理社会的评论。本人觉得，讨论文人的任何话题似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对文人的理解都只是自己的见解，我们再怎么各执己见，都是在自己所设的命题下一直地辩论，但前提是，都只是自己的观点。既然我们都无法认知“文人”的具体内涵，也不大认同彼此之间的认识，暂且就单纯地只把文人当作“人”，平常的人。
    再说说文人的责任。接着上面说的意思，文人只是个人。人，是生活在社会的人，他的确有一些社会的责任，政治上的，思想形态上的，只要是正常地活在这个社会的人，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不同的人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政治家有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思想家有为这个社会警醒的重担，这些都是无法卸掉的。但谈到文人，我们就要将文人单独地看做只是一个文人，在某个领域的人，他在那个领域的确应该有那些该有的责任，他的责任应该是做文章做学问，我认为他就该只有自己该有的学术责任就已经是对得起文人这个称号了。把文人放在社会上，他只是大众中的一员，那就不应该在这么平凡的角落里又要将他加上文人的外衣。好，此时，他只是个人，他也看见了这个社会在动荡着，他也在民生而担忧，但为什么他就要跳出来呐喊呢。对，不出来呐喊的就不能算是文人，可是，现在的他，只是简单的一个人，他没有说自己是文人啊。或许我将文人的位置降得太低，也将文人的责任说得太简单，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今，我们对文人应该是一种理解的态度，而不是非要文人为这个社会买单的责难。医生得为医疗事故负责，领导得为贪污受贿受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作为引起的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后果，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文人与社会事物，没有太多直接的引起与被引起，何必责难呢。当然，是个人，就应该为这个社会声援，文人的确也需要这样做到，但要注意的是，他也做到了做为“一个人”的责任，他所认为的文人的责任也已经做到了，所谓的没做到，只是旁观者自己设定的高标准，文人尚未能达到，那也只是旁观者的一面之辞，说白了，旁观者自己能做到吗。谁都得有责任感，文人是需如此，但难道不该对他们更多地理解么。
    还有，是关于社会背景的问题。偏激者说，要抛开整个社会背景去谈文人的骨气和责任，文人的气节应该是亘古至今的优良传统。首先，这样的说法是形而上的。现在做一个假设，我们把整个客观事实也就是社会这个大背景去掉，好，我们赤裸裸地生活在完全空白或者说完全一样的社会大潮下，我们也可以大言，我们也可以高洁，我们也可以像鲁迅一样刺痛世人的懦弱，我们也可以像范仲淹为天下而忧愁，我们也可以像柏杨一样点评天下事。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顾，什么都敢，什么都痛恨。但请注意，那是因为我们想的过于单纯了。文化不是简单的断层，文化是联系的，说大了讲到我国五千年的文明长度，没有任何一段时期是雷同的，而关于文人的定义应该也是要随着历史和社会而变化的，定义文人的责任也应当是随着社会变化的。鲁迅在20世纪初能够刺痛世人的愚昧，能够唤醒世人的爱国心，的确是值得世人尊敬，的确是很有骨气的表现，那如果将鲁迅放在文革这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呢，谁能确定他就能有在20世纪初一样的表现呢？现在，我们简单地将这两个时代背景做一下比较，单纯文化层面的比较。20世纪初，中国虽然处在一个混沌的状态中，虽然人民是愚昧的，但至少那时候的舆论和人的思想高度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文人不是孤独的，他们有一大批统一的战线，一个人倒下了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十年文革，人人自危，黑白颠倒，文人最受迫害，所有言行举止都是被政治迫害的罪证，整个社会是一个假的社会。我们不能将这样完全不一样的社会背景剔除去谈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将郭沫若放到20世纪初那样的背景下，不见得他不会和鲁迅一样有英雄气概。也把鲁迅调个个，不见得他能在文革中表现他有的气节。抛开社会背景去谈谁的责任和气节，都是空话，更多复杂的问题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依据，应该辩证。
    最后，是关于看待郭沫若。翻开文革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郭沫若的所作所为，的确让我们有时也感到“不齿”，他舆论跟风，懦弱投机，俨然已经无法称得上是一个“文人”，也难怪后人们会为之诟病。在此，我不是在为郭沫若开脱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再强调“文人”这两个字和他的所作所为的关系。“文人”应该有比一般人硬的骨头，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表现。我们说他跟了江青反革命的风，但假如时间回溯到文革时期，那时的政治能说这就是跟风吗？对他们来说难道这不有点是大势所需吗？只是历史在那时候及时转了个弯，走上了正常的轨道。那年代，不只郭沫若跟风，比他更高级的人士也做过跟随舆论潮流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批判他们懦弱投机。我们常说犯错不要紧，知错就改仍是好的，那为何要一直揪着某君丑恶的辫子一再批判呢？现在撇开这个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只说“文人”的作为。假如说“文人”是一个高度的话，那郭沫若就是在这个高度上看世界的人。而先前偏激者所说的文人的责任，在我看来就像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旁观者就是唐僧，不顺唐僧们的意，就得挨紧箍咒的痛苦。现在去骂郭沫若没有骨气，没有气节，那就是一段残忍的咒语。孙悟空不是忤逆，但没有达到像唐僧所要求的标准，就得受罚，而我们看过的书告诉我们，那都是唐僧自己臆断的结论。道理一样，撇开了社会背景，把文人高居于精神世界的顶层，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高度。文人精神不是一个时代抄袭前一个时代的，我们怎么能要郭沫若表现得鲁迅那样呢。郭沫若是没在那时候达到世人所要求的高度，但他也没有沦落到低于那个价值底线。可以说，世人给文人定的标准，就像是唐僧对其徒弟的要求，明知不可能达到，也无需达到。而我们现在无理的责难，难道不就是在给郭沫若念紧箍咒吗。我们不能撇开那样的时代背景去谈论他，相反的我们要以那个时代背景为主线，这样谈问题才有意义。我所坚持的是，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哪个文人，在责难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是不是应该理解他作为“人”在那个背景下的作为，而不是单纯地看他作为“文人”在没有任何背景前提下的作为。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在上面的言辞中，我都没有提到文人的地位问题，也没有提到文人该有的作为，因为我想以我的粗鄙见解，我只能单纯地以“常人”的角度去看待郭沫若。当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本就不应该在某一个自己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去评判。看待郭沫若也是如此。我宁愿说，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生活在文革那个动乱的时代，他也要忍受作为一个常人要承受的苦难，而他的表现，本质上只是一个社会人对待问题的正常表现，有何不可，又有何冤？不只文人，或许当时的政治家都没办法调控时局，那为何要逼一个只想作文的人去担当责任呢？虽谈不上可贵，但作为一个文人，郭沫若也没有那么的祸国殃民啊。
    以我的粗鄙之见，文人是要忧国忧民，但没必要要求文人要有政治家的警觉和情操。我们可以蔑视所有自轻自贱的人，可以愤世嫉俗。但对于郭沫若在文革背景下的作为，更多的还是应该是理解。
    总之，文人不是圣人。

       来自：http://user.qzone.qq.com/497044768 

                          达州“文人”的七大无耻行状 

                                   ●我本楚狂人 

    首先申明，标题中的文人是加了引号的，说明标题所指的并不是真文人，而是披着文人外衣的假文人。“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这是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所下的定义。照此标准，掐指算来，达州的真文人不会超过5位，而假文人却充斥天下，弥漫其间，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也。在迷乱人眼时，其无耻行状也暴露无遗。
    一是泛滥成灾。写文章写好了，可以成为作家！因此写诗写好了，也可以成为诗人！因为都可以出名，但是两者相较，写现代诗比写小说、散文等来得更快，来得更直接。所以，如今是一个现代诗人辈出的时代！同九十年代初期的经理现象一样，一块砖头抛往人行道，都有可能砸中七八个现代诗人。在我所供职的公司，就连在后勤部厨房烧水涮锅的小姑娘都时常写点莫名其妙的文字，还美其名曰“后勤体现代诗”，时常向人派发的名片都赫然印着某某派现代诗人！但可怜得很，公司的人并没有给她后勤体现代诗人应有的尊重。在公司年度晚会上，听众的饥笑声远远盖过她的朗颂声。也有一些人劝她不要再执著于现代诗了，但她总是象祥林嫂似的叨念着：就是失恋100次，我也要将现代诗热爱到底。为什么她有这么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呢？原来，经常有北京一些这样那样的所谓文化研究会、诗歌协会等给她发来诗歌入选的通知、著名现代诗人入会的通知，一如她身边的男朋友走马换灯似的走了又来，来了又走。
    如今，在我的家乡达州，也是一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呀，大师名家学者层出不穷，硬是多如牛毛，灿若繁星。写了几篇不成体统的现代诗，就是诗人了，写了几篇胡言乱语的杂文，就是杂文家了，写了几篇历史考究的文章，就是历史学家了，提出一种老掉牙的观点，就是某某学派创立人了。原来成家这么容易呀！就拿达州来说，其诗人可能比全国都多。但据我了解，达州现在的诗歌并不象当年巴山作家群那样在全国广有影响。如果成名成家这么容易，那我看论坛上的妩媚先生该怎样冠名呢？据我观察，他既会写诗，又会作赋，既会写讲话，又会整通讯，既会创作小品，又会糊弄信息，算个强人吧。
    二是相薄相轻。虽然现代诗人这个群体很庞大，但丝毫不缺乏文人间的某些旧习气。 “老子天下第一，举世无双，唯我独尊”，这是典型的文人相轻。也许，真文人之间还有容人之度，宽人之怀。但假文人之间，自恋狂的症状更为强烈了。正如水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坛和武林一样，从来都是不乏纷争的江湖。诗人们表面虾子过河——谦虚过度，骨子里却个个都以为自己是老大。”“虽说梁上泉早已被公认为诗坛名将，那些现代诗写手却并不认为他的诗歌有多了不起；当然，梁老也不会认为现代诗写手们的作品有多大的意义。”这句话，可能是点中了一招致命的死穴。别人的文字是垃圾，只有自己的文字才是宝贝，才是文学，目空一切，自命不凡是这类人的共同特点。
    据我观察，整个达州，真正能写好现代诗的不过3位。可笑的是，还有那么多的人还乐此不疲地宣称自己为现代诗人。真验了那句话。有的事你越拿它当事它就越是事，如果我们长时间凝望一面下垂的旗帜，它就会徐徐飘动；如果我们长时间凝望一棵树，树叶间就会出现一双和我们对视的眼睛；如果我们长时间凝望一座高楼，它就会向我们倒过来。说个不该说的话，除了许强、龙克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人的现代诗创作可以休矣！
    三是狐假虎威。借着前辈的盛名为自己贴金。正如以前社会盛行的小姐“傍大款”的办法。杨牧、梁上泉等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此类老虎。可笑的是，这些假文人、假诗人，凭什么能与这些泰斗相提并论？当自己的所谓大名忝列其中时，会不会脸红耳赤？要知道，这些老前辈，那可是在神州大地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呀。不可同日而语，是很多后生谦逊的言辞，然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学界泰斗除了可以拿来虚张声势外，还可拿来垫背。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间组现象。间组在日本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建筑公司，但它不惜重金帮日本前五位大建筑公司大做广告。不过，每回广告，间组都把自己紧列在这五家大公司之后。果不其然，人们都误认为间组是理所当然的第六大公司，订单合同纷至沓来，间组终于成为大公司了！
    记得大学时，有位偶有豆腐块发表的学长天天拿着同冰心的合影照四处宣扬，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文学苗子一样。但前几年，我却在家乡的水果摊看到了他。曾经不可一世的文学苗子居然沦落为水果摊贩了！我举这个例子不为别的，只是说明一个道理，虎皮拉得不当，倒下来会把自己压死闷死的。再看看王安石的《伤仲永》吧，也许你会明白的。
    四是炒作折腾。“聪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这些文人是懂得市场操作的。没有绯闻的明星不算好明星，越折腾越有戏，越有戏越有名。假文人们深谙此理。为此，必须千方百计弄出一些大动静来，要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气慨。就在此前，达州就上演着这样一场好戏。一个诗界泰斗的家乡被冠之以“诗歌之乡”。就是该泰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疑问道：“冠以‘诗歌之乡’是否名副其实哟？”当然，他是不会过分驳这些好事者的面子的，毕竟这是为他老人家长脸呀。但我就有两个疑问了，谁来授予？为何授予？某某文化发展研究会，就有权力随便授予一个地方“诗歌之乡”？它有这个主体资格吗？要知道，渠县被誉名为“黄花之乡”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过新闻发布会的呢，还由国家级的中国食品营养协会来颁发的。你诗歌之乡，至少要省市的文化部门来认证一下吧。如果北山出了梁诗人，就可以封为诗歌之乡，那杨牧的家乡河东乡呢？要知道，两位诗人可是伯仲之间呀。何况，渠县写好诗的也不少呀，当然，写孬诗歪诗的更不在话下了。借这种模式，那我们村就可以申请为“干部之乡”了？要知道，中央健在的最大的达州籍干部都出生在我们那旯旮里呢，这几年，大大小小的干部也不下100多人呢，够格吧？
    五是空洞无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纵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情况，但大多数好作品都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挥手而就的。诗歌是有其基本的艺术原则和规律的，脱离了节奏美、音韵美、语言美和意境美，还叫诗吗？有些人不是坐下来潜心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描摩生活提练生活，而是急功近利地制造着自己的涂鸦作品，要么无病呻吟，要么装腔作势，要么政治口语。这种急就章式的作品，除了作者自己看之外，恐怕没几个人真正去研读，更莫说流芳百世了。所以，越是谦逊的作家都会说自己在从事码字的活儿，绝不会说是在搞艺术创作。有人说，现代诗现在已经占了半壁天下了。是的，正是这些现代诗人们的努力创作，才造成今天繁荣昌盛的局面。但真正能流传下来的，又有几首呢？当赵丽华的梨花体也被奉为经典时，当有人总结出现代诗“一句现实、二句片断、三句浪漫、四句荒诞”时，你还能要求现代诗有怎样的意境，怎样的水平呢？管它古体诗、现代诗，离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它还叫诗吗？不过是一堆令人费解的语言垃圾，正如癫闲病人的呓语罢了。照这样说的话，13亿中国人，全部都是现代诗人了。
    六是自娱自慰。从前，各领风骚数百年，如今，各领风骚三五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代诗的堕落不是个别人的看法，也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了。有些文人也许会仰涕长叹息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生活不能改变，我就改变，谁都不能改变我的好心情。”在外界找不到认可的情况下，只好自娱自乐自我慰藉了。哪怕是写诗的比看诗的多，哪怕登门送诗遭受冷落，哪怕诗集的命运是从印刷厂直接到废品收购站，他们也不惜金钱印刷一通，好歹也是出了诗集了嘛。似乎出了专著就能证明自己是诗人。但这些人恰恰违背了毛主席提过的文艺的双为方针。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这个受众，再好的所谓作品都不会有生命力。也许这些文人是有着强烈的孤芳自赏的信念，说我写的就是给未来的人看的。但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仅仅自我欺骗也就罢了，往往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许这些砖头能够唬住一些不知情的人，但于老练者来看，不过是一场花钱赚吆喝的赔本买卖。除了浪费宝贵的纸张资源外，别无一利。如果村头厕所没有手纸了，这些诗集也派不上用场。
    七是马屁相拍。这一点与文人相轻并不矛盾。当没有读者，没有粉丝，没有销量，没有市场，更没有马屁来拍时，互拍以求自保，也不失一种办法。你称我为某某诗学创立人，我吹他为著名作家，他捧你为第一才子等等，不一而列。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要把只写过一两首现代诗闹着玩的我算入某诗歌冲锋集团。我回道，你才是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这种吹来捧去的游戏，反正，转过去，转过来，高帽子人人都能戴，好一幅和谐的万世景象！孔雀开屏固然好看，但转过去就是屁股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闹得过分了，反叫人反胃呕吐，甚至大加怀疑。正如骋然所感叹的那样，从前，大师寥若晨星，如今，大师多如牛毛。从前，四十以前不敢言家，如今，二十三十卓然成家。从前，以作品立世，如今，以头衔吓人。如今，在创作中学习从前，桂冠是社会给予，如今，大多是自己封的。
    末了，我要说，这不是骂人的檄文，这是对文学爱好者的良谏规劝。任何艺术创作，都要真正潜下心来，虚怀若谷的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只在这样，我们所看到的文学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而不是表皮的浮物；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不是自封的艺术，而是大众接受并肯定的艺术。真正的大家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真正的高手是隐藏的，而不是喧嚣的。

              来自：http://www.qx818.com/bbs/viewthread.php?tid=32145 

                                      浅谈“文学作品”复制现象 

                                                       作者：简宁 

        材料：服务员，请称一斤郭敬明。

               ——《新京报》评论说，中国图书业已经步入大规模“自我复制”、“自我繁殖”的阶段，并戏称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程江抛砖引玉：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化强国，一个文明大国，我们也为自己身在这样一个文明强国而深感自豪。如果我们只抱着已有的文明不放，更甚而至于束之高阁，只把文化当作炫耀的幌子，而没有自己的创新的文学作品，没有切入当前社会灵魂的珠玉篇章，那么我们的文学文化靠什么来传承？难道还要只让国外对我们文化的认识停留在唐朝盛世吗？是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我们进入了全球经济化时代，进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的时代，人要生存，那当然是天经地义。但如果有人却为了生存而不顾中国的文化尊严，而去抄袭、复制，哗众取宠，来获得物质上的收入，那将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陈万煌：
    商业化的炒作，已渗透到文学领域，进而进入文学的核心，以致“作家——作品——读着”这样传统关系被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作家——媒介——读着”的新关系。
周栩辰：
    中国缺少的或许不是文人而是肯关注他们的聆听者。
杨振军：
    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是这样定义文人的：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并且写文章的人都是文人。那么对于文化，我们强调的是思想性，是让大众能接受的、只有建立在社会矛盾、人民生活上的作品才有其生命力。
    我认为文人不仅仅会写文章，并且要对生活有足够的体会，对人民生活有足够的关注，对社会事件有深切的体验，对人生有深刻的思考，不然他所能带给读着的又是什么呢？
周子为：
    人本身是那些抄袭、复制问题的根本，如果一个作家的灵魂能够抵制这些诱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总结：
    精华是从苦难中提取出来的，是从污秽中提取出来的。“粪虫至秽，变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化为萤而跃彩于夏月”。文化的缔造者们，鼓起生活的勇气，奋力抗争吧！
辅导员朱批：
    前几天看到网上有今年的“富豪作家排行榜”，郭敬明以1100万元的年收入赫然居于榜首。位列其下的也大多是青春派写手、网络写手，这表明现在能静得下心读经典的青年少了。
    其实“自我复制”、“自我繁殖”倒不见得是抄袭，知识不去追求对自我的突破，沿用成功的模式批量生产文学作品而已，比如《论语心得》成功了，赶紧地再出一个《庄子心得》；或者感受的青春情绪受到欢迎，就一直用这个风格写下去。
    这让我想起毕加索，曾豁达地说到了八十八岁他还是二八佳龄，因为它从不局限于已往的成功，总是在不断地摸索、创新、突破自己。如果每个作家都有毕加索这样的创作精神，相信会多很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来自：简宁的博客：http://duorimifaso.blog.163.com/blog/static/1072218732009014112320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