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权力


  民主包含的思想、内容太复杂、太深奥,远不是“群议”、“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那么简单。至于民主制度则更是复杂。根本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鉴于此,本文只是讨论民主与权力的关系,更具体一点就是探讨一下选举与社会权力分布的关系。

  从我这次回家的观察与感受说起。

  我已经离开家乡好多年了,但经常回家看看,所以家乡的一切倒也不陌生。上次回家看到邻居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红榜,上面写了选举村干部的候选人,人数好像还不少。这个并不是个什么新鲜事,基层选举好像也有些年头了。

  回到家与妈妈聊聊天,拉拉家常,说说村里面的事,一些话,让我有点惊喜。而在家的几天看到的一些事更进一步确认我的惊喜。

  第一点,我感觉我妈妈跟现任的妇女主任关系不错。从她说话的语气可以感觉的出来。

  家里有什么事,我妈妈竟然毫不犹豫的打妇女主任的电话叫她帮忙,她也不会拒绝,甚至热情的我都不好意思。

  妇女主任给我家送过西瓜。

  我妈妈也给妇女主任家帮过忙。

  总之,你可以感觉得出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妈妈是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我家也不是富裕户,应该说一直算穷的,因为我们兄弟三人都读了大学。妇女主任的家离我家虽然不算远但实际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不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她们那里有许多人我是不认识的。再说了,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也比较大,至少是十岁以上。怎么看都不太可能。

  后来,有一次主任到我家来,走了之后,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就问了我妈妈,说主任好像对你特别好,好像没有道理。我妈妈笑着说,她想当书记。我一下子恍然大悟。

  我家比较大,人多,但都在外地,不在家,上的上学,工作的工作,再加上我叔叔家的人都外出务工,选举的事委托我妈妈,所以我妈妈手里的选票足足有十来张。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对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

  我妈妈由于人比较热情,肯帮忙出了名,所以人缘特别好,在村里面影响力不可小觑。

  最后,我妈妈在他们那个年龄的人来说,还算读了一点书的,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经常拿我的语文书本看。镇上的扫文盲活动检查考试,我妈妈就被选中了。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不会写字的村民会请我妈妈帮忙写选票。

  由此可见,在我们村里的选举过程里,我妈妈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可以左右选举的结果。

  那些候选人当然知道。

  现任的村书记就到我家打过招呼、拉过票。但我妈妈很不屑一顾,说他只会“往自己碗里扒”,也就是说他以权谋私。不会选他。

  早就离开农村,基层的选举我没有经历过,细节与程序并不了解。零零碎碎的从各种渠道了解一点情况,基本上跟我的猜想一样,徒具其表,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选票,使我妈妈这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百姓变得重要起来。一张选票,让我妈妈有了被需求的属性,不再是包涵在“人民”这个词下面的一个符号。有些人得有求于我妈妈,我妈妈于是就拥有了“权力”。彼此之间的关系、交往方式肯定要随着发生变化。

  我说过,选举实际就是一种“冷暴力”。你选谁,不选谁,候选人是没有办法的,只有无条件的接受。也许理解起来不那么容易。我举我亲身的经历来说明。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意义的选举,每年的人大代表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见过。唯一参加过的有点类似的是读书时候选班干部。

  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当。可是由于我的表现,性格、行为方式总是让我失败。看着黑板上寥寥几票,都是关系不错的同学投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当然不能表现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我难过。

  尽管难过,但要我为了当干部,让我改变我的行为,让我取悦于众,那也不是一件易事。两者权衡,我还是选择不去当。何况即使我想改变,有可能改变得了吗?

  当,可能要痛苦很久,不当可能只痛苦一会儿。很早我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不是当官的料。

  同学们根据我的表现觉得我不合适,于是不投我的票,就是对我施加冷暴力,很明显我痛苦,但又无可奈何。这种痛苦从本质上与肉体的痛苦没有区别。尽管,这种冷暴力并没有对我产生权力,我并没有屈服。问题是我不屈服,就永远也不可能当上班干部。选举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民主制度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选举制度。

  正是这一张选票,让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变得意义凸显,变得那么具体。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得有求于他。

  正是这一张张的选票,赋予“人民”这个词真正的意义。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词汇。

  看过大坝泄洪的场面,你就会感慨,那一滴滴的水聚集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威力?

  一个组织、国家、社会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幸福的生活。

  不少的人物说过类似的话,死去的、活着的,皇帝、权臣、领袖、伟人,历史上的、现实中的,位高权重的、忧国忧民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或为了取悦于众、或真的身体力行。尽管他们可能都用到一个词:人民。

  然而,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看看我们的历史,看看我们身边的现实,再看看世界。我们离这个目标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老百姓显然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有委托他人来领导、来管理。委托那些精英、那些领袖、那些富于智慧、那些有能力的人、那些高瞻远瞩的人。赋予他们总统、主席、议长、总理、法官、议员、首相等等的头衔,并赋予他们很大的决策的自由。

  然而,如何让他们不会偏离委托人的目标、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呢?

  有人说靠法律。有人说靠道德。当然都需要。

  然而只有权力。人民的权力才能彻底保证这一点。

  人民的权力怎样形成呢?

  人类的历史给我们展示了丰富的素材。

  暴力,曾经发挥过作用。然而结果并不如意。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绞索只是稍微松开了一点,慢慢的又会开始勒紧。这个几千年的循环代价高昂,然而又是多么的无奈呀。

  实际还有一种暴力,冷暴力,那就是选举。何必等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再作鱼死网破之争呢?

  我们来看看历史。

  历史上迫于人民的要求主动辞职的皇帝好像几乎没有。

  历史上的“禅让”终究是个传说。

  曹丕想做皇帝,派了华歆、曹洪等去劝说汉献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劝说的法子,是华歆抓住献帝的袍子说陛下不禅位于我主子,难道是等着我们来讨伐你、赶你下台吗?然后曹洪拔剑大呼掌管玉玺的官员交出玉玺。汉献帝只得传旨禅位,曹丕还推辞不就,献帝又传旨禅位,如此者三,曹丕终于接受了禅让,登基做皇帝。

  曹丕在隆重的登基仪式上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让贤”的皇帝,有,但是叫做“让”,显然有点牵强。只是在杀身与让位之间做一个选择。或者说根本就没的选择。

  唐睿宗一生,称得上是个特例。不仅他两次登基,而且“三让天下”。一让母亲武则天;二让皇兄中宗;三让儿子玄宗。司马光评价说:“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由此可知是迫不得已。

  一个顺治帝,至今好像还是个谜。

  1795年10月,清政府宣布乾隆将于来年春天让位于其子颙琰。并且搬出了在位皇帝使用的养心殿,搬入了紫禁城中另一处居所。但是并未离开紫禁城,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听政三年,并实际统治至其驾崩。

  更多的是死在皇位上。

  更多的是杀兄弑父、迫害子女、勾心斗角、阴谋阳谋。更多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不择手段。

  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呢?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将“康乾盛世”视为辉煌。我们来仔细看看。

  乾隆登基时,清政府国库尚有3,000,000两白银,到达了他统治的巅峰时期,国库积有白银73,900,000两,甚至超过了康雍两朝。但是长期且巨大的贪污腐败、数次远征、诸多宫廷建造、个人六次南下、历次平叛、缓慢孳生的鸦片以及个人浮华奢侈的生活,消耗了150,200,000两白银。退位时,几乎所有的国库资金被挥霍一空。

  以乾隆中期为界,清王朝开始走向它的衰弱。到了乾隆末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 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蘘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人民的生活怎样?从下面略知一二。

  1793年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说了一句话:“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一个聪明的英国人看清楚了这一切,做出了一个事后被证明千真万确的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这可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康乾盛世呀。康熙、乾隆可是皇帝群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的就不必提了。

     既然工作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或者说一塌糊涂,可是为什么不引咎辞职呢,主动让贤,以谢天下该多好呀?

  实际这个问题应该这么来问:皇帝为什么要辞职呢?谁有权力让他辞职呢?

  人民没有权力。最后迫于生计只好使用暴力。

  再看看人民有权力的国家。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

  所谓“水门事件”,是指1972年6月17日,在华盛顿水门公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查获的窃听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否认这个事件和自己有任何瓜葛。但是法庭强迫他交出那些表明他实际上企图逃避调查的录音磁带,结果他不得不把磁带交了出来。

  1974年7月8日,最高法院以八票对零票通过了对尼克松不利的裁决。与此同时,报纸社论发出要他辞职的舆论,国会也不停地呼吁,要对他进行弹劾。

  8月8日他宣布辞去了总统职务。

  布莱尔是工党历史上在任最长的英国首相,也是该党唯一一位带领工党连续3次赢得大选的首相。他在内政上颇有建树,创造了英国二战后最长经济繁荣期这样的惊人佳绩。他本可以到2009年第三任期结束时体面“收官”,并以骄人业绩名留青史。

  然而,2007年5月10日,布莱尔在自己位于英国塞奇菲尔德选区的特里姆登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宣布将于6月27日向英女王递交辞呈,结束长达10年的首相岁月。他同时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为“接班人”、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让路。

     再看看日本,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首相任期以日本最短,任期平均是26个月,战后日本换了29个首相,最近接连有安培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辞职。

     至于其他的官员、甚至内阁整体辞职我就不提了。

   看看他们的功绩,有些是有目共睹的。再看看他们的错误,或者说导致他们辞职的事,又有多大。

  对比着看看,真的觉得不公平。

  再对比着我们的皇帝看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如果我们历史上有这样创造过如此功绩却犯如此轻微的错误的皇帝,真的是黎民的大幸了,历史肯定要改写。

  可是他们辞职了。因愧对国民引咎辞职了。

  他们为什么辞职?

  很简单,他们被国民抛弃了,民众不信任他们了,觉得他们不再合适担任如此重要的岗位。

  恰恰国民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们仔细的权衡利弊,唯一的选择就是辞职。

  辞职意味着屈服于人民的权力。

  国民的权力来源于哪里?

  选票。

  选举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会带来问题。但是至少人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尽管民众可能被欺骗、被蒙蔽、被利用、被误导、被诱导,或者民众由于本身的自私自利、短时、愚昧把自己的命运带入灾难的境地。然而,一切终究都可以纠正过来。

  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有机会在吸取教训之后能纠正过来,而不是深陷“路径依赖”的魔咒。

  试错代价的高低恰恰是检验一个组织是否优秀的重要的标准。

  一个组织,如果试错的成本过于高昂,是很难前进的。

  德国民众把希特勒定在耻辱柱上。

  台湾民众抛弃民进党。

  美国人民抛弃布什,共和党,选择奥巴马。

  英国人抛弃布莱尔。

  就是一种自我纠正。

  林肯说过一句话::“你可能一时愚弄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愚弄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

  《左传·宣公二年》中有言:“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问题是人类社会中许多愚弄延续的时间太长、错误很难改,有惯性。

  诺斯说:路径依赖。

  我说:秩序的稳定性。

  选举恰恰是破解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