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

十五、东珍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收养了20名父母双亡或单方死亡的艾滋孤儿。当《人物周刊》记者辗转找到这所学校时，已人去楼空。一个好心的知情人偷偷把记者拉到一个无人的小巷说：“一个月前，政府突然来人把学校查封了，把人带走了。孩子都回家去了。”记者了解到，政府查封的理由是东珍学校没有注册，是非法的。学校负责人找教育局，被告知注册资金要100万元。校方联系到美国华人基金会，对方答应只要这里同意他们办学，就马上把钱打到他们在美国的账户。校方再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变卦了。在解散学校时，在场一位官员回答村民关于孩子的读书问题时说：“回家去！只要在家饿不死就行！”

东珍学校的牌子被当局有关部门摘掉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墙上，黄色的粉笔字，孩子稚嫩而工整的笔迹：“老师，再见！”

浙江有线四套的《纪实》栏目7月9日介绍了河南农民患艾滋病的原因，大致内容如下：

当时政府鼓励农民献血，而且做了很大的宣传，根本不是卖血，因为400CC血的补贴仅仅是48元。采血的时候不要血浆，只要血清。医院在提取血清后，把血浆回输给献血者，而这个血浆已经是混在一起的了，所以才发生了艾滋病的广泛传染。

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是河南农民家贫卖血，而且是非法采血，混用针头，才造成这样可怕的后果，看来真相不是这样，或者不仅是这样。

有个网友转述了该节目中一些内容：一家十三口人，已经死了十个，活着的全感染上了；四百人的村庄，90%以上感染了艾滋病；老人悲惨的哭声……

有个网友说，以前在杭州《都市快报》上看过一个连载，说有个河南农民，找工作的时候屡屡碰壁，只因为来自河南艾滋病重灾区，他背着他的全部家当——一个蛇皮袋，黯然垂泪。

“大冬天里，我跟弟弟缩在空荡荡的破房子里，没有灯也没有火。我们没有馍吃，有点面糊糊吃就不错了，我们三个月没吃过盐……”15岁的王芳对于家乡河南的回忆，像是诉说上辈子的事。那个时候她叫高玉，家在河南新蔡县。被收养后，改了姓名。

王芳的父母均因艾滋病去世。

像很多河南乡亲一样，王芳的亲生父母曾在1993年至1996年间多次卖血。“采血的人根本不把农民当人看，像对待牲口一样，连针头都不换，不做任何消毒，扎进去就抽血。”一位知悉内情的专家说。

河南像王芳和她弟弟这样的孩子有很多很多。他们的父母或都因艾滋病去世，或一人去世而另一方也是艾滋病患者，无力抚养子女。

面对这一巨大的“人道灾难”，中国政府还没有足够、具体的应对措施出台，而民间的慈善救助和艾滋病人的自救自助，成为目前这些儿童的重要生机。

据称，河南艾滋孤儿主要收养地山东主要官员对此并不了解，了解情况的职能部门则态度冷漠，在户口和土地问题上没有给予起码的支持；河南当局则卡住不放，不让艾滋孤儿流入山东。采访中，百姓对政府的态度普遍表示愤怒。收养者王嫂说：“政府的觉悟还不如咱老百姓，又不用他们掏一分钱，签个字不就行了吗？”户口的确是个大问题。公安和计生部门去这些艾滋孤儿收养户查问，让百姓充满忧虑，由于怕被计生部门罚款，好几家农民愁容满面。

在河南某村的一条乡间小道上，记者看到一个10左右的孩子，推着木头车，车上坐着艾滋病发作的父亲，母亲因艾滋病去世，剩下父子俩。因天气炎热，他推交亲出来透透风。小车“吱吱呀呀”地响。

艾滋孤儿根本无力接受教育。在农村，小学每年学费约300元，中学约600元，政府规定艾滋孤儿可以减免25元。对失去主要劳动力、一贫如洗的艾滋家庭来说，这个减免微乎其微。

2001年5月，法新社报道了河南省文楼村艾滋病人及其家属进京请愿的事件，揭开了骇人听闻的河南艾滋病状况。在中国大陆，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艾滋病有关的报道基本都和非洲联系在一起，对河南艾滋孤儿的境遇却鲜有报道，也不是没有记者关注，而是对河南艾滋问题的报道，受到地方政府多方阻挠。

“看看那些绝望的眼睛，你的后背会阵阵发凉。”艾滋专家高耀洁对记者说。

以上内容，摘自2003年5月《凤凰周刊》所载《河南艾滋孤儿境遇》和《艾滋孤儿引发人道灾难》两篇文章。

面对惨状，相片往往比文字更加震撼人心。摄影师卢广很早就开始关注河南艾滋孤儿，他的摄影作品让我一次次泪眼模糊。这里我不想描述他的摄影作品，只摘录一些文字说明：

每月挣100元，教着10个3—7岁的艾滋孤儿。

一双被冻得发紫的小手紧紧抱着课本，这也许就是这些艾滋孤儿的唯一出路了。

年幼的孩子在为父母的坟头填土。

父母感染了艾滋病，怀抱中的儿子也感染了病毒，一家人看不到未来。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都死于艾滋病，六岁的他最终未能幸免，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姐姐为他送葬。

十六、据《中国青年报》载，福建每年有数十万人通过地下中介到国外打工。2000年6月，58名偷渡者被闷死在英国多佛港一辆货柜车内，他们全都是福建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同胞愿意通过非法渠道出国打工呢？根源就在政府提供的合法渠道太黑了。所谓合法渠道，就是每名打工者要在中介环节上支付9000美元左右的各种费用。鄢烈山先生说，在诸多公共部门以创收为要务明火快刀狠宰管理对象的大背景下，要让他们对同胞出国谋生之艰辛产生恻隐之心，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从市场角度来说，正规中介部门只想凭政府所给予的垄断地位轻轻松松赚大钱，吃独食，那你也得有守住垄断的能力呀，为什么不凭着自己的合法优势，走薄利多销之路，偏偏要把同胞的劳务输出生生逼成打黑工。逼着同胞打黑工的，除了合法中介，还有税收。劳工不但要在输入国纳所得税，回国又要被祖国的税收部门狠宰一笔。他们为国家挣来外汇，缓解中国就业困难的压力，为什么不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呢！人家出国打工，容易吗？为什么还要剥他几重皮！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最近看到的一篇报道，说北京有个出租车司机累死了，并通过这个司机的累死，披露了出租车司机因为受多重掠夺、不得不累死累活、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的事实。是谁在掠夺出租车司机？该报道称，政府为了“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而要求出租车司机必须挂在指定公司名下，为了“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而控制出租车数量，使出租车牌照成为很值钱的垄断资源。在政府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出租车司机除正常纳税外，还得被剥几重皮，不累死累活挣不到钱。

十七、下面内容摘自2004年5月25日的《凤凰周刊》所载《土地新用途：高尔夫球场》一文。

镇政府把祁河村的大多数农田卖给开发商修建高尔夫球场。王积京一家人感到既迷惑又忧虑。他们是中国普通的农民，土地是他们惟一的生活保障，现在，这惟一的保障正在失去。祁河村高尔夫球场其实也只是中国以牺牲穷人的福利为代价而产生新富人的无数个例子中的一个：政府官员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农民的土地收回，然后出售给开发商，从中赚取回扣。高尔夫球场兴建于2002年，当时正值小麦收获季节，一些村民要求工程延后，让他们收割小麦，未被容许，推土机开进了农民的麦田。村民到济南市向省政府抗议，结果获得了几个星期的收获时间，以及补偿的承诺：此后五年，每个家庭每年补偿350元。工程施工时，有些村民在推土机前阻挠，很快被警察抓走。此后村民三次到北京上访，每次他们都被送回山东，交给省政府处理。王积京的儿子和几个男人到县政府门前抗议，很快被逮捕了，关在家人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监狱。“他们不告诉我们他究竟被关在哪里，也不让我见他。”王积京的儿媳哭着说。共产党官员开着奥迪汽车来到这里，在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击打着一个叫“高尔夫”的小球。

十八、下面内容摘自署名晓德的《不要把弱势群体逼向绝路》一文。

看了昨晚央视《经济半小时》之后，先是悲凉，继而是愤慨，然后却是无奈。四川省资阳市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的亏空，居然想出将人力三轮车牌照拿去拍卖的“高招”。而且对拍卖事件不做必要的宣传和公示，只在黄昏时分将第二天将要举办拍卖会的消息偷偷摸摸地张贴出来，让那些三轮车夫即使想反对也已经来不及。而该市一位陈姓副市长面对记者的镜头居然振振有辞，说该市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三轮车主们私自占有“公共资源”，政府对之已经足够宽容了！看着这位瞪眼说瞎话的官僚，再看看那些泪水写在脸上的三轮车主及其家属，不由得直打冷战。

在资阳，以三轮车为生的人，多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三峡移民。他们每年要交纳繁多的税费才得以在“公共资源”的马路上行使。三轮车载客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工作，如今却要被政府以拍卖牌照的方式进行掠夺。

难道今天的社会，已到了不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不肯罢休的地步了吗？

十九、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河南宜阳县农民王幸福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该县13个乡镇230起暴力抗税案都是假的，无一农民真正抗税，相反，倒是存在着暴力征税。为了调查，王幸福不但花掉了两万六千元，还整天担惊受怕，怕官员与黑社会勾结施以毒手，死得不明不白。下半夜他就不敢在家里住。幸运的是，王幸福那60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王幸福也成了传媒热点人物。下面内容，摘自7月15日《凤凰周刊》所载王幸福调查报告：

50岁的宋妞：乡书记带领几十人手提铁棍来我村收农业税。当时手里没钱，说马上借够钱给他们。他们说：“不要了！” 不由分说闯进屋里搜了一遍。后来见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耕牛牵走。我丈夫东拆西借把乡政府征收的300多元如数交上去。我去牵牛，他们不让牵，骂我：“你妈个X，你牵牛做什么？你想死！”两个人扭住我胳膊一阵痛打。我不服地说：“我告你们！”书记说：“告到中央也不怕。是上头叫我们这样做的！”

78岁的刘廉：副镇长带领身穿迷彩服、手执警棍、头戴钢盔的10余人来我村突击收税。这帮人到我家里也不说要农业税，搬起电视机就走。我给他们交了钱，他们仍不肯归还电视机。

7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用了三个版的篇幅，对王幸福进行深度报道。下面摘录王幸福跟《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的两段话：

“我想做什么呀？出现暴力征税，老百姓害怕呀。又打人又抓人的，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呢？一到11月12月，有些地方征税的声势特别大，警车乱叫，好像打仗一样，他们全副武装包围了村庄，一家一家地去要钱。”

“农民不敢抗税。第一，老百姓也知道自己该交税，自古以来交税纳粮天经地义。第二，你带这么多人全副武装来征税，谁敢抗税啊？只是有些地方，在国家农业税标准上，又加上留给自己用的附加税。对这些附加税，有的老百姓问几句，他们就说是抗税，就打人抓人。还有的农民，家里种9亩地，人家却要按照16亩来收税，农民不愿交，就打人，把人抓起来说人家是抗税钉子户。我走访下来，发现‘抗税’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对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宜阳一位干部说，2002年征收农业税期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干部和农民都有责任，我们不掩盖、不回避，但这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当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些问题。对这位干部的话，笔者是相信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地方，绝不仅是宜阳县，只是宜阳县出了个王幸福，于是这些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便在宜阳县浮出水面。

让宜阳的“父母官”们头痛的是，宜阳人王幸福又在宜阳调查计划生育中的腐败，并公布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以为偌大的中国就宜阳的天那么黑。抓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恶劣行径，与征税差不多，事例我就不举了。尤为可恨的是，就像有些警察为了抓嫖罚款创收而动员妓女拉客一样，计划生育干部为了创收，居然上门动员农民超生，因为超生就得向他们买准生证。农民砸锅卖铁凑足了钱上交，他们只开回收据，说收据有同样效力。买了准生证的妇女怀上了第二胎，干部们可以不认账，说什么现在上头抓得紧，还是照样捉她们去流产。黄某的孩子十多岁了，按规定两胎之间间隔10年，可以生第二胎，而且她也花了2000元办了第二胎的准生证，却被抓去引产，还被强迫在签字单上签下别人的名字。后来才明白，镇政府抓她做引产是为了让她顶替别人。有送红包的人可以不用做引产或者结扎，镇政府会抓别人来顶替。

二十、自去年5月份以来，安徽阜阳共有171名婴儿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综合症，其中13人死亡。他们所食用的“奶粉”，每100克蛋白质含量大多2至3克，最低的只有0.37克，按国家标准，是18克。用这样的“奶粉”喂孩子，等于给孩子喝白开水，连喝米汤都不如。婴儿们是被活活饿死的。他们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孩子，靠老人喂养。其实去年阜阳当地媒体就披露了杀婴“奶粉”的消息，今年3月29日，新华社也发了电讯，其间，《半月谈》、《新民周刊》都做了深度报道。但是，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依然无动于衷。直到中央电视台予以曝光，惊动中央，总理批示，有关部门才立即“实践三个代表，关心人民生活，采取积极行动，追查劣质奶粉”。不要说他们良心发现，更不必说他们“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提高了思想觉悟，改进了机关作风”，他们明摆着就是为了保“乌纱”，因为他们知道这回事情闹大了，无法遮掩和推诿了。我真搞不明白，去年广州出现“结核牛奶”，被强势传媒披露后引起重视，有关部门履行职责，也是说自己在“实践三个代表”。难道没有“三个代表”，我们庞大的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监督执法系统就不知该干什么了吗？无论坏事、好事，我们的官员和媒体都要往“三个代表”上扯，似乎一挂上去，坏事也变成好事了。

5月9日上午，安徽阜阳市伪劣奶粉事件公开处理大会，官员宣称，“黑名单”上全部45个品牌伪劣奶粉的来源已基本查清，这标志着打击伪劣奶粉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全场掌声雷动。我们的“公仆”就有这个能耐，不管是什么丑闻，一到他们那儿就可以转化为“重大成果”，总能赢得与会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

杀婴“奶粉”整整为害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不是总理批示，这些“奶粉”还在大行其道，不良商人还在欺骗着那些贫穷的农民。

目前国内涉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将近10个部门。职能交叉，责权模糊，说什么齐抓共管，有利可图时大家都能插上一手，搞得守法经营的企业疲于应付，无利可图时大家都不愿管，哪怕害死人。

二十一、《马燕日记》可能感动不了多少中国官员，也感动不了多少中国老百姓，因为像马燕这样因家贫而失学的孩子太多了，而《马燕日记》却感动了世界。马燕的母亲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把女儿的一封信和三本日记胡乱塞到一位偶然路过他们村的外国记者，而不是塞给中共官员。于是，马燕和她周围的孩子们的命运，被这位外国记者改写了。这位中文名韩石的外国记者，为马燕写了一篇题为《我要上学》的报道，在法国《解放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出，马燕和她的日记，就这样走向世界。至今年5月初，《马燕日记》已经签下了19种文字的出版合同。“在欧洲，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成功。”《马燕日记》和韩石的报道，告诉世界中国的另一面。在法国，韩石把马燕的故事告诉大家时，很多法国人很诧异：“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怎么会这样？”韩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准，还不能保证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免费上学的机会？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政府可以在大城市花大量的钱让城里人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而置贫困农村的失学儿童于不顾；西部大开发的钱，绝大部分用于城市，这样做公平吗？韩石弄不明白这些问题，也没闲功夫去弄明白了，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学习过“三个代表”，他实实在在地干起造福中国儿童的事业来。随着他的报道与《马燕日记》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捐款从世界各地飞来，韩石用这些钱成立一个协会，名字是“为了宁夏的孩子”。他们用这些钱建起了学校，资助失学儿童上学。

克文，上面这些文字，就是我在一些论坛连载、被跟得很热、被广为转载的《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的部分内容。可惜，有些论坛把它删除了。

今天是2月11日，正月初三。这几天仿佛又得了忧郁症，心情有点不好，有时又转化为强迫症，为一些琐事想了许多，总是放不下，也睡得不好。重读以前的文章又觉得写得不错，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认为重读一遍只是浪费时间，重读时心里有点烦；可不重读，又怕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心里有些矛盾。不知干什么好。闲坐着、看电视、带女儿玩，也没有悠然、宁静的心境。我知道现在还会出现这种心态很不好，但想到出现这种心态是因为目前的境况不如意，就原谅了自己。我目前的境况是：自己要做生意又因为缺乏资本而顾虑重重，自离开C的公司后经济上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一原谅了自己，心情也轻松了一些。最后还是选择重读以前的文章并逐渐编成书稿。找工作或者自己做生意，不要想得太多，行一步看一步吧。有时觉得自己麻木着，不必有感觉，像一门机器，在电脑前打着字或者看着文，工作着或者闲着或者等待着，不会厌烦，也很好。

甲申年过去了。在我看来，这封信加上我关于家乡的一些文字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文字，以及相关说明，就“完美”了。甲申年之后的事，我不想在这封信里记述，今后也许会在这封信后面附录吧。

作为一部“自传”，我不能漏掉关于家乡的印象。我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家乡走过的，那里的乡土人情，对我一生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好在有许多现成的文字，下面是我作于1996年9月的《村落》：

如果你到连绵起伏的大山去走一走，就会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触良深。深陷于层峦叠嶂之中，已感荒无人迹，忽见一座大山后面升起了袅袅炊烟，你便会惊喜地叫唤：“山后有人烟。”你忽然觉得“人烟”这个词是多么贴切。有炊烟的地方便有人，便有村落，哪怕是几个人，几间石屋，一户人家，也会使我们在博大恢宏的大自然面前，感到孤独和渺小的那份惆怅，随那炊烟飘散。人，是多么需要同类呵，只有在拥挤的都市中，我们才会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淡漠。

当你与那憨厚的笑脸、饱经岁月风霜却依然单纯如水的目光相对而坐时，你在感到亲切、愉悦的同时，忽然又生出了困惑：“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呢？”他们便会对你讲起一世祖“创寨”的故事。

每个村都有一部村史，每个家族都有一本族谱，有文化的则整理成文字，没有文化的则靠一代一代人口口相传。就像孩提时总要问母亲“我是从哪里来的”一样，成人之后常常要追寻祖宗的源头，总想更深地了解自己的根。

人口的迁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没有一人能对我谈起一世祖为什么要从福建千里迢迢，翻山越岭，来到这样一个山坳里生活。大家只知道他带着父母的骨殖（那是他的根），带着一条忠实的狗（那是他的伙伴），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创寨”。他为什么选中这里呢？是“风水学”告诉他这是一块宝地呢，还是这里的明山秀水、肥沃土地留住了他的脚步？后人连他迁徙的原因都说不清楚，又怎能知道他当时的心思灵动呢？或许他逗留在这里纯属是他流浪途中的一个偶然；或许是筋疲力尽，难以跋涉了；或许是扭伤了脚，要休养一段时间；或许是来到这里已是黄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便在这里餐风宿露，第二天又逢下雨，只好搭起简易窝棚苟且栖身。这一苟且，便苟且出一个几千人的村落，周围的几个小村，也是在这里移出去的。难怪今人有说：“故乡，只是先祖流浪途中的一个驿站。”

把一个村的诞生当成先祖流浪途中的一个偶然，一次苟且，后人似乎接受不了。把一些偶然当成必然，以加重人生的份量，也是宿命论的一个来源吧。于是，便有了“仙人托梦”之说：一世祖挑行李的扁担走到哪里折断了，便在哪里“创寨”。当然，“仙人托梦”不一定是后人杜撰，也有可能是一世祖“创寨”后传给子孙的神话，就像一些农民兄弟做了皇帝之后，总要制造一些神话以表明自己非同小可一样，或许还有要后人珍惜脚下这片土地的意思。

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包括：一世祖“创寨”的传说，村名、地名的传说，风俗及风俗来源的传说，山水传说，先人掌故，俚语歌谣等。

我们的村叫林招。据传，一世祖来到这里“创寨”后，才发现不远处有几户姓林的人家，一世祖与这几户人家来往甚密，初来乍到，也得到他们的不少帮助。后来，一世祖娶妻生子，人丁兴旺，日子红火，而姓林的却老弱病残，一代不如一代。有的远走高飞，到其他地方“创寨”去了。留下的几位干脆跟了李姓。为纪念这片土地的“开拓者”，村名便叫林招：这片土地的人烟，是林家招来的。

我们村的人从来不吃狗肉，这一习俗的来源是这样传说的：一世祖开荒种田，疲惫不堪。夜里天火烧山，火势直扑窝棚而来。那条从福建带来的狗在门口狂吠不已。可一世祖就是酣睡不醒。那条狗便跑到河里浸湿身子，来扑灭窝棚周围的火。小河的水干了，在石窠里有一条土名叫“羊肝”（学名？）的鱼，不断地用尾巴把石窠里的水戽出来，溅湿狗的身子。后来，狗和“羊肝”都死了，只有一世祖安然无恙。于是，便有了不吃狗肉、不吃“羊肝”的习俗。

我们村有旗山、排金山、赤米溪、黄竹坑、金高椅、天子地等地名，这些地名有一个共同的传说。

在有我们村之前，这片土地曾出了个叫“侯弓钻”的人物。他的父亲葬上天子地，便有了做皇帝的“根基”。他把家中的黄豆撒出来，便变成金盔银甲的士兵，所谓“撒豆成兵”是也！他把这些士兵带到山坡上操练，便有了“排金山”。他阅兵点将所坐之处，便是“金高椅”。士兵的食粮，便是赤米溪的沙所变的赤米。有一天，他的老师送给他一支神箭，要他在鸡鸣三遍之时，把箭向北射去。晚上瞌睡，醒来时听到鸡鸣，问母亲：“鸡叫几遍了？”母亲说：“一遍。”又瞌睡，醒来又闻鸡鸣，又问母亲。母亲很不耐烦，哄他说：“已经三遍了。”他起身张弓搭箭，射向北方。皇帝早朝，见箭插在自己的宝座上，大惊，令国师测出谋反之人，带兵征讨。侯弓钻带兵迎敌，嘱咐母亲不断把家中黄豆撒出来，变成士兵前来增援。母亲吝啬，只是一点一点地撒出黄豆，变成的士兵数量少，挡不住王师掩杀。最后，全军覆没，战旗变成了旗山。侯弓钻躲进长满黄竹的黄竹坑，王师捉住侯母，侯母贪生怕死，带路来杀侯弓钻。王师挥刀砍竹，那些黄竹砍下一株，立即长出十株、百株。侯母告诉他们破竹须用锯子。锯子一锯，那些竹竟流出鲜红的血来。原来，侯弓钻是“竹精”托生，化成竹被锯死了。传说中还说“锯子”，便是“锯死儿子”之 意，意在谴责侯母。这一说法实为牵强附会，“锯子”一词，“子”乃词缀，并无实义。

村落，便是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五十）

下面是我作于1992年12月的《赤米溪，流过黄昏》：

我害怕黄昏却无法拒绝黄昏。当老式农宅的屋檐下栖住了一抹黄昏，我逃也似的走出家门，跟着感觉走，又来到了这小河畔，让河水涓涓穿越灵魂。

面对巍峨而立的大山宜于沉思，面对蜿蜒而去的小河宜于遐想。逶迤起伏的群山，覆盖着浓浓淡淡的绿，神秘幽远。而山涧中那潺潺泉水，在平坦处静静流淌，在崎岖处汩汩淙淙，澄澈纯净正好濯洗我染尘蒙灰的思绪。杂念全消，任由时间在四周沼泽。

赤米溪，一脉野水，静幽幽的，清秀秀的，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碧玉。是一条攫不直的银带子，是一把折不断的六弦琴。流动着凄清，流动着寂静，在茂林修竹中时隐时现。不是大江，不是长河；没有帆影，没有渔歌。

即便把你的声音听成如泣如诉的呜咽，我也会感动于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那恢宏和博大而平息自己渺小的惆怅。我只能静静地听着，听着时光的流逝和永恒的律动。

溪畔上的人家，小令般的炊烟袅袅不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总有人住他们住过的房子，总有人种他们种过的土地。赤米溪呵，你默默地流着。你是女人的乳汁或眼泪。你是男人的汗水或热血。你是液化的炊烟。

没有炊烟时，你流着，流走了多少岁月，流走了洪荒。有炊烟时，你流着，流动着祖祖辈辈的沧桑。如果有一天炊烟断了，你依然流着，流着，无始无终，千古不绝。

在你的边缘，我情不自禁地嗟叹起自然的无穷和人生的短暂。

好多时候，我无法领悟你的歌声表达的是欢乐还是忧伤，我只听任那歌声滑过心弦，唤起我内心某种悠远的恍若隔世的莫名意绪。赤米溪，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你的歌声对我的生命都是一种昭示。

    噢，赤米溪，我们的活命之水，你自山脉的每一温情处渗出，岁岁年年，流进我们的肌肤。在你走过的地方，我们和庄稼竞相生长。

春天，我听到水声碧绿；秋天，我闻到水声芬芳。盛夏，水声清凉；严冬，水声莹洁。

客居异乡，当赤米溪流着乡愁款款而来时，我任其浸溺，我无处可逃。

家乡的女子好水色，秀丽温柔，不是源于赤米溪水的润泽么？

我生命的每点每滴，都是你的。你染绿了我的童年，你洗涤过我的青春。我的诗情因为你而绿意盎然，我的心地因为你而永远纯洁。伫立在你的旁边，我的感觉水灵灵如溪畔之笋，我的意绪活脱脱如水中游鱼。

黄昏笼罩的一溪活水，你流过黑夜，流向黎明。你向东流去，流进大海。而有谁说得清时间的流向呢？人们只会说时间似水，逝者如斯。

单纯透明又深不可测的水啊，诗人说你是幸福和灾难的唯一缔造者。人们靠水而居择土而栖。生长庄稼的土地也有苦难生长。在你走过的地方，在你走过的岁月，有多少人默默地生、默默地死。你孕育了多少生命，你又夺去了多少生命。流水依旧，万年不变。有什么比生命更短暂？有什么比水更永恒？

客居异乡的岁月，我的思念是一只木筏，漂游在你的怀抱中，依偎着生我养我爱我的家园。

也许我将离开你永远永远。

也许我走不出你永远永远。

下面是我作于1996年6月的《山村岁月》：

那时候最喜欢下雨天。农民没有星期天，只懂节气，用阴历。一年忙到头，除了过年能歇三四天外，就是下雨天可休息了。

下雨天，我家的一个闲间便热闹起来。床铺上摊上了扑克，几张板凳也早已坐满了。慢来的，便站着。拿出土山茶来共享，小炭炉红红的，水滋滋地响。小孩争功似地嚷：“水开了，水开了。”大人便笑：“小孩子懂什么，开水不响，响水不开。”水壶静了，成串的水汽从壶盖上的小孔往外冒。先洗茶壶、茶杯，老茶客会把一个茶杯斜靠在另一个茶杯上转得飞快，一边冲茶，一边讲高冲低斟之道。高冲指水从水壶冲入茶壶时要高一些，可冲出茶色，但要注意别让水往外溅；低斟是指往杯里冲茶时要靠近茶杯，以免冲出泡沫。开始是“关公巡城”，要快速地让茶壶在三个茶杯上循环，末了便有一招“韩信点兵”，把茶水往杯里挨个儿滴，须把水滴尽，不让剩水浸在茶叶里面。老茶客能把三杯茶冲得浓淡如一。喝茶还有茶规，冲茶的人不能喝第一轮茶，拿茶喝时不能把杯底擦在茶盘上，前者可能出自谦让，后者则是因为茶杯擦茶盘有向主人挑衅的意思。

干活是秋高气爽时节最为惬意，这时候便是晚稻收割时分。多云少雨，气温不冷不热，阳光温和，干起活来浑身清爽。歇息时，年长的卷起“喇叭烟”，品咂得津津有味；年轻的耐不住寂寞，清清嗓子，有板有眼地唱：“你看那一轮明月挂天心，照遍了窗外寂寂园林……”便有人叫好，那唱的受了鼓舞，便更加珠圆玉润起来。倘是女的来一句：“春香当当当”，必有男的立即接上一句“梦龙咚咚咚”，便有笑声激荡。那女的倘害羞，嗔那男的一眼，止住不唱。换了泼辣的，便笑骂，甚至装模作样要上前撕那男的嘴巴。那男的只管躲，大家便起哄，打是爱骂是亲。开朗大方的，便接下去继续唱，“别人只闻钟鼓响，谁知是你我两心通”，你恩我爱，缠绵一场。如果不是队长粗着嗓子吆喝，大家差点忘了来田里是干什么的。

接着便是挖番薯、木薯、大薯之类。大薯是自留地里的作物，番薯和木薯如果是集体种植、管理，成熟时则分给各家各户去挖。番薯、木薯辗碎后，小河边便摆满了纱架和水罐。在纱布上冲水过滤，便分出薯粉和薯糟。薯粉溶在水里，在水罐中沉淀而成，水罐里的水呈浅黄色，俗称薯渣水。木薯有毒，一罐一罐的薯渣水倒在小河里，便有小鱼被毒死，浮在水面上，小孩争着去捞，拿回家喂猫。

腊月砍蔗制糖。糖厂的大烟囱冒起了冲天的浓烟，整个村子便弥漫着甜甜的气息。

那时候很讲究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晚稻和早稻之间，种冬麦。元宵时，小麦已葱笼一片。大人们便叫自家小孩子去麦沟里跑来跑去，口里念叨着“走麦沟，走麦沟……”都说这样会一年平安。

接下来便是繁忙的春耕了。在布谷鸟的鸣叫声中插上早稻。有时还举行插秧比赛，优胜者男的奖一条水布，水布扎在腰上，可用来擦汗、洗脸什么的，现在已不多见了。女的奖一顶织得很精致的竹笠，上面写个朱红的“奖”字，姑娘们喜欢戴这样的竹笠去相亲、上墟、走亲戚。

民以食为天。春耕时往往会来一顿集体大会餐，这一天出工的人数最多，整个生产队男女老幼为之雀跃。其实大会餐也仅仅是猪肉炒饭而已，猪肉也不多。说来不怕现在的人笑话，按每人一斤米下锅，吃后所剩无多。敬老爱幼的农妇宁肯饿着肚子，把自己的一份端回家，让老人和小孩一人一碗分着吃。

犁去年种番薯的田时，可就乐坏了放牛的孩子。犁耙一过，泥水上面便浮满了褐色的“涂猴”（蝼蛄）。孩子拿着一只小锅，在犁耙后面亦步亦趋。把那“涂猴”捉住，捏扁它的黑脑壳。那“涂猴”经此摧残，晕而不死，晕便不致逃跑，不死才能保鲜。捉满一锅，回家洗净，在煮沸的咸菜汁中一滚，香飘七街八巷，便有馋嘴的小孩寻来，平摊着手掌，那放牛的孩子也不小家子气，往各人手掌中放上几只，小孩子们便嚼得脆响。

秧苗插下去后，便开始与蝗虫展开水稻争夺战。那时候农药是稀罕物儿，农民对付蝗虫主要是靠人工，到田里去捉蝗虫产卵的“虫包”。据说一个小小的“虫包”可孵化几千只蝗虫。“虫包”沾在叶片下面，须翻起来才看得到。对付已成虫的飞蝗，便是夜里“点船灯”，船灯下面是一只大脚桶，桶里装着水，那蝗虫趋光，“飞蛾扑火”视死如归。第二天，桶里浮满飞蝗的尸体。

那时候由于少施农药，田里还有田螺田蟹什么的，味道鲜美。青蛙也比现在多，小孩喜欢到田里钓青蛙。钓青蛙很简单，用竹枝栓上一条丝线，线的一端拴上一条青蛙腿，甩到田里，不断上下抖动，那青蛙腿便一跳一跳的。便有青蛙张开大口来吞，扬起竹枝一抖，另一只手拿袋子去接，那青蛙便掉到袋子里去了。有一种很肥硕的青蛙，潮语称为“水鸡”，重的可逾半斤，实为一道美味。小孩煮那“水鸡”肉吃了，还把剥下的皮，蒙到一个小铁罐上，便是一面小鼓，吊在胸前敲打起来，鼓声就像岁月般悠扬。

下面是我作于1997年5月的《走进岁月的背影》：

读初中时，曾在作文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村口走来了一位挽面的妇女。”老师在“挽面”前面加上了“卖”字，他以为“挽面”是西北拉面之类的东西。

“挽面”是指旧时妇女用丝线扯去脸上的汗毛。先在脸上扑上爽身粉，然后用两根丝线紧帖脸皮收拢，夹住汗毛往外扯。靠这手艺过活的一般是四五十岁的村妇，挎着篮，篮里放着丝线、爽身粉，往往还有橡皮根、红头绳、发夹、梳子之类，卖给女人们侍弄头发。串村过巷，见多识广，往往还兼营说媒，“顺手牵羊”赚几个“插花钱”。农闲时分往女人堆里一扎，便淹没在吱吱喳喳声中。

脸黑手粗的补鼎匠，用一种奇特的腔调吆喝：“补——鼎呵！”“补”字拉得很长，一波三折，极具韵味；“鼎”字和语气助词收得极为急促，仿佛乐器上的切音。一根扁担两个绳套，整个村子转一圈，绳套上便叠上十多个破鼎。到村头榕树下放下担子，点燃炭炉拉起风箱，煽风点火之后便旁敲侧击了。声音在宁静的山村传得远，孩子们循声而至，站在一旁歪着脑袋看，看厌了，便一轰而散。记忆中的补鼎匠，总是很憨厚、很沉默的汉子，五十上下的样子。年轻的不肯端这碗饭。

很高兴能在《新华字典》中查到“砻”字，北方称为“磨”，有磨坊、磨房之谓，潮剧也有一折《磨房会》。曾考过几位语文老师，都说“砻”是潮汕土语，只能在《潮汕字典》上找，也不一定有。不管是“砻”还是“磨”，义旁都属“石”。石磨能把粮食磨成粉，潮汕的砻却是用黄泥和木片夯成的，能把稻谷去掉谷皮，谷皮称为“粗糠”。在砻上磨出来的米只是糙米，还得用臼来舂，筛掉“幼糠”，很烦琐的，不像现在用辗米机那么简便。于是几户人家合用一砻一臼。臼是石的，耐用；砻却是每隔一两年便要修理。旧砻留下竹篾和藤编制的砻壳及砻柱砻杆可继续“服役”，砻的主体——黄泥和木片却要“退伍”。补砻匠就是把重新削制的坚硬的木片，夯打在粘性极强的、已被夯打得很结实的黄泥上。这是很吃力的手艺，记忆中补砻匠一边迅速地捶打着，一边呼呼地喘得粗。

还有扛着一只板凳的剪刀匠。板凳一端嵌着工具。样板戏《红灯记》有剪刀匠的形象。潮汕剪刀匠的吆喝声是“铲铰刀——”潮语称剪刀为“铰刀”，倒也贴切；称修理剪刀为“铲”，则不知何故。那时候农村没有卖成衣。农妇们用布证扯几尺布，自己裁剪做衣服。剪刀便是很重要的物什。用坏了、用钝了舍不得丢掉，或许根本就没有钱可买新的。剪刀匠除修理、磨利外，还磨去锈迹。于是一把用了十几年的剪刀，过了剪刀匠的手，又是锃亮锃亮的。“铲铰刀”是精细活，记忆中的剪刀匠，是些心灵手巧的后生兄，常有风流韵事流传。

以前，家乡人是穿木履的，于是便常有木履匠进村。有些木履匠技艺高超，快手出精品，在乡人中传为佳话。到我懂事时，他们都已作古了吧。木履作为一种南方服饰文化，也已湮没在岁月深处。取而代之是“人”字拖鞋。木履也好，拖鞋也好，那时候农村人只在洗澡时穿，白天是打赤脚的，寒冬腊月也不例外。那时候的脚底皮特厚，不怕沙粒。

潮语称拖鞋为“鞋拖”。有了“鞋拖”，便有了修鞋匠。修鞋匠挑着一担箱子，在村头吆喝几句，在村尾吆喝几句，“补鞋拖呵——”便有小孩往家里赶，往床底下钻，摸摸索索弄出几双断了带子、脱了塞子的拖鞋，报功似的捧给大人看，大人便把手插进裤兜里，鼓捣出几个硬币或一两张角票。小孩便兴冲冲地跑去找修鞋匠。或许能从中赚两分钱，可买糖粒。供销社里那花花绿绿的糖粒煞是诱人。

染衣服的来了，高兴的是姑娘们。拿着褪了色的旧衣服，嘻嘻哈哈来找染衣匠。染衣匠在巷口搭起一个简易炉，上面放一铁桶，向人讨几块干柴来烧，往桶里加水、投染料，搅拌后，用铁夹夹住衣服往里浸。炉火正旺，水汽蒸腾，异香扑鼻，姑娘们七嘴八舌，场面煞是热闹。

还有摇着小鼓的货郎……

他们在我们村逗留了一两天，便往更深的山里走。其时，夕阳的余晖温和地照在他们的身上，暮色渐渐地落在他们的肩上。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岁月深处，留给我的是一个个静默的背影，上面写着岁月的苍凉和温暖……

下面，我想谈谈我情感方面的东西了。好在我的作品，总能替我说话，省去我许多脑汁。               

在我早期的诗歌、散文、小说中，以爱情为主题的，占绝大多数。其实不仅是我，不管是中外名著还是一般作品，不写爱情的，几乎少之又少。现在的流行歌曲，更是三句不离“爱”。在这部这么长的“自传” 中，从诚实的角度出发，我也不能回避这一题材。

1991年10月所写的《情归何处》如下：

（1）

夜色袭上心头，晕月如猫爬进窗来。你的影子是一条水蛇，潜浮于我意识的时空之中。

幻觉是你的脚步是风中落叶，在我门口越积越厚，越积越厚。

我本是一条从没聆听过足音的路，却被你匆匆读过。你的足印已长满苔痕。

刻薄的白炽灯把我的孤独映得格外雪亮。长久的等待使我变得格外烦躁而又温柔。星月无语，我听到冰凉的寂静。

我不敢滥用寂寞的名义，我不忍总用孤独折磨这个世界。怀想，是一缕风，使所有郁闷的日子簌簌响动。

（2）

当初，只求你用轻盈的步态，伴我去解开远方的迷惘；只求你用温柔的手指，指引我无所适从的灵魂。人生漫长，人生路上不能没有知音；人生苦短，青春岁月怎能没有情海波澜？

你悄悄地来了，轻轻叩响我的一窗灯火，敲碎了我的沉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你，看着你眼睛里的灵魂，灵魂里有风掠过。

沉默，是因为渴望得太久。

你的出现是阴暗的角落里绽出的一抹鹅黄，是惊雷于无声处留下的轨迹……

你走时，我不知是挽留还是送行，用心或用眼睛。皎洁无暇的雪地上，有了蹄痕和血印。

（3）

刻骨铭心的情节，往往是在爱情结束之后，才匆匆拉开序幕。

于是有了不睡觉的星星。我向每一个夜晚喁喁倾诉你的浅颦轻笑和一袭飘飘长裙，诉说你的目光是幽谷里滚滚而来的七色光环，点燃我的青春岁月。

你的眼睛像远方幽蓝的大海，把我探险的激情无声吞没。今生今世，我不再有第二次沉沦。

从此，任凭一池秋水，在无边的寂寞里独自寂寞地燃烧。

（4）

仿佛是悠远的钟声，心底的喟叹如一根黑丝，总被不经意的风撩起。

匆匆滑落的往事串起了多少泪珠。我只能用最平淡最平淡的心情，去诠释二十多年的辛酸。

月色还像旧时那样清澈如水，可它已经洞彻了我漠然的表情后面，那深深的痛苦。

风声如萧。

他日相逢尘扑面。也许横亘于我们之间的沉默，不再是同一方向的河流。但愿你的眼泪晶莹如初，晶莹如初。

我的感觉没有空白了，有如涂满色料的画布，杂乱而不明意蕴。记忆，是一只不安分的老鼠，把我的一个个夜晚啃得光光溜溜，光光溜溜。

1998年8月所写的《不见当初的夜晚》如下：

从深圳回汕头时，朋友一再提醒我不要乘坐汕尾的车。可我乘上的恰恰是汕尾的车，因为车头也挂着“深圳——汕头”的牌子。如果懂得注意车牌号码就不会上当了。

这辆客车是按深圳到汕头的路程收费的。可刚驶入汕尾地界，便停下了。很快便有另一辆车前来“承客”。“承客”一般是两辆车之间的交接，乘客是不用再付款的。大家便上了另一辆车。车驶了一会，便上来两个彪形大汉，背靠车门，对乘客虎视眈眈。那个拉客的“瘦猴”便向乘客收钱了。开始时有个乘客大声嚷嚷，不愿掏钱，那“瘦猴”杀猫儆猴地扇了他一巴掌，很响亮的“啪”的一声，仿佛打在全车人的脸上。接下来，大家都乖乖掏钱。当时从深圳到汕头全程50元，他们半路承客却又敲了大家60元。车子还没驶出汕尾地界（据说也不敢驶出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便不由分说地把大家轰下车来。

本来我身上有130元，作为车租和路上花费是绰绰有余的。谁知在深圳上车时被哄去50元，路上吃了一碗温吞水泡饭，花了10元，在汕尾被敲去60元，路程还剩下不少，身上只剩下10元，回汕头是不够的，何况要到家乡还得转两次车。如何用好这10元是颇费心思的。我忽然想到再过几十里路有一个小镇，小镇附近的一所中学有位以前的同事。这10元钱刚好坐车到那个小镇，再步行一二里路到那所中学找那位前同事，便可吃上晚饭，住上一晚，第二天向他借钱回家。

 “他不在这里了。”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那所学校，隔着锁着的铁门，询问一位走近铁门的老师时，她说。

这时我脑子里迅速闪过我在某校教书时的一件事。有两位南下打工的外地人隔着学校铁门向我求助。当时正细雨霏霏。他们一时找不到工，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要借教室住一晚。他们幸运地遇上了我这个心地不错的人，不假思索便打开铁门放他们进来。可我现在会像他们当时那么幸运吗？对比当时的情况，我是个男人，当时学校里还有几位血气方刚的男教师，安全感很强，而且在我看来，那两个可怜兮兮的外地人也不像危险分子，故我用不着警惕。可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女教师，我怎么才能使她信任我，屏除戒备，打开铁门呢？我忽然想到我身上的作家会员证，有时它比身份证更有用。但愿面前这位女教师是个文学爱好者，对所谓作家之类有好感。于是我忙拿出会员证递给她，说：“能否让我进去，借一间教室住一晚？天这么黑了。”

她把那张会员证看了又看，沉吟着。我怕她说出拒绝的话来，忙把自己的身份证、边防证、大专毕业证一古脑儿递给她。往深圳打工，证件多的是。尽管我急于表白自己、证明自己，但我还是把握分寸的，像路上的遭遇我就暂时不讲，以免让她感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江湖险恶而加重防备心理。

她把证件看后，塞还我说：“我没有铁门钥匙，我得去向另一位老师拿。”转身向校园深处走去。

等了好一会，不见她来开门，可我并不想走，一是我已无处可去，二是我坚信她会来开门的。也许此刻，她正在某处张望，我坚持不走，她迟早会来开门的。

远远看见有个人影姗姗而来，我估计是她，便高兴起来，觉得今天的经历真有点传奇色彩。

走到校门，她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便开了铁门。也许是情景特殊之故，她微笑点头的神情，她低头开锁的仪态，成了我心中美丽的经典。这时我才发现，个子不高的她，眉目俏丽，穿着吊带裙，扎着短辫子，有一种小巧玲珑之美。

我终于踏进这所陌生的校园。也许是当过教师之故，也许是厌倦了漂泊，我忽然有回归家园般的亲切和感动。校园里的灯火，弥漫着温馨。

她说：“从现在起，直到明天离开，你便是我的哥哥。刚才我去向一位老师拿钥匙时，我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不骗他，他不会把钥匙拿给我的。记住，遇上本地的老师，也不要说潮汕话了。你的普通话还行，听不出你是潮汕人。”

走过空荡荡的操场、静悄悄的教学楼，便是教师宿舍楼，有人站在三楼的走廊上嚷：“小丽，你哥哥来啦！”她便很高兴似地说：“我哥哥在汕头打工，今天来看我。”

她的房间在二楼，收拾得很洁净、很整齐。有两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是两张办公桌。窗下有一对沙发和一只茶几。

她泡了一杯绿茶给我，我刚喝了一口，肚子里便咕咕噜噜“闹革命”。中午那碗价值10元的饭难吃得很，我只吞下半碗，现在肚皮饿得紧帖脊背。也许我的神色告诉了她，她说：“你还没有吃晚饭吧？”我点了点头。她说：“我去弄点东西给你吃。”便下楼去了。

不一会，便拿来了一包粉丝，两个鸡蛋，是从其他教师房间搜索来的。用煤油炉煮起来。煮好后，加糖、调拌、盛在碗里、双手递到我手上说：“你吃吧。”默默地看着她做这一切时，丝丝亲情般的暖意荏苒过我的心头。

我们的交谈便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告诉我，她是湖南人，通过人才市场来到这所学校，上初中音乐课。同房间的同事也是通过人才市场来的外省人，被一位学生家长认作干女儿，住到学生家里去了。说这话时，她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我也说说自己。也当过初中教师，虽不是上音乐课，但我喜爱音乐。于是我们便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许多共同语言。

我们谈得很投机，谈得很晚。

她带我去浴室冲凉。当我冲好凉走出浴室时，看见她在外面淡淡的星光下等我，她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玉立亭亭，朦胧的侧影楚楚动人。

她到一位同事的房间去睡了，把自己的床让给我。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到校外吃了早点。她拿100元借我，我说不用这么多，她说，拿去吧。

回家后隔了一天，我便拿钱去还她。为了不影响她工作，我坐了一会就告辞了。

很快，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漂泊。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一个陌生。这样漂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与你相依……

有一次也是从深圳回家乡，在巴士上听到这首歌时，心里泛起许多漂泊人生的酸甜苦辣，日趋干硬的心仿佛淋过一场细雨，一下子柔润起来。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低头开锁的神态，亲切的微笑，似幻、如烟，轻轻地在眼前掠过。记忆，定格在那个夜晚。我要去看她，我一定要去看她。

当巴士路过那个小镇时，正是暮色苍茫。我立即下车，买了一些礼物，急急地往那所学校走。

她已经回湖南去了。没有人告诉我，她现在身在何处。

校园依旧，只是不见当初的夜晚。

 

（五十一）

1998年9月所写的《你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郁郁的角落》如下：

当我对自己漂泊的生涯和都市边缘人的角色流露出厌倦，对乡村湛蓝的天空下、葱郁的群山环抱中的校园那份宁静表示怀恋和向往时，你说：“你不是不喜欢教师吗？”说这话时你头一低，秀发如瀑垂在胸前，一道美丽的发线划痛了我的眼睛。我当过教师，你的这句话可以听成“你不是不喜欢当教师吗”的口语或“你不是不喜欢教书吗”的口误，但你说话的表情和声调，都提示着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你忽然抬起头来，你的眼睛蓄满了雨意，我的心一下子潮了。我怎么会不喜欢教师呢？乡村女教师——永远是我心中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最痛苦的事不是爱上一个人受到拒绝，而是爱上一个人却不能说。在家乡许多人的心目中，我的名字一直是浪子的别称。我的心中有斑斑血迹，怎能玷污你的冰清玉洁；铺在你脚下的应该是鲜花和阳光，而我的眼前总是荆棘与泥泞；我怎能让一个男人的坎坷和无奈，沧桑你如花的容颜。

在家乡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你的必经之路，只为与你迎面而过时，撷取你唇边那一朵羞涩的微笑。你恰到好处的羞涩是一抹酡红，弥漫着令人迷醉的娇憨。

家乡的山太高，张不开我梦想的翅膀，我是游子，不是归人。当我再次离乡的那天，只见你独自凭栏。有一场急雨，淋湿了我的背影。

我曾试图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把自己和真情放逐，把你和伤感遗忘。我很想变坏却坏不起来，我很想沉沦却沉不下去，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海中守望古老而圣洁的月亮。忘记你是我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我也曾把寂寞留在报林书海中，在文字和纸张构建的挑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是当我在字纸堆上回过神来，我不得不知道自己难以解脱的压抑与不堪对镜的憔悴。

我依然传统而本分，生活依然严肃而刻板，日子依旧艰辛而美丽着，只有在某些无眠的灯下，飘雨的窗前，阳台的黄昏，想你，是我最后的浪漫。

有一绺记忆很朦胧/有一缕感觉我说不出口/一池灵魂的秋水/被昨日的风吹皱……

那次回乡，放学后的校园静谧如画。只见你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夕阳的余晖在你披肩的秀发上流淌，彩霞在你的身后燃烧。你满脸的落寞，是我永远的惆怅。

我打湿过你的日记，也许已是发黄的曾经；你出现在我的笔端，却是难遣的缠绵。

紫色的秋风渐紧。一场秋雨一场凉。你已把粉红和素雅的夏日风情收进衣柜了吧。多少次，在千里之外，我一个人在繁华的边缘，在一个叫金鸥园的地方，望着铅灰色的黄昏，沿着乡愁的方向，想象着你一袭秋装的模样，直到深蓝的夜色，把我淹没。

转眼又中秋，月亮依旧是当年的笑靥，耳边依稀传来的依然是你娓娓动听的话语——一个山村小女孩中秋夜的种种游戏。在满月的清晖中，你沉浸在童年缤纷往事的那副神情，有一种令人怜爱的稚朴。今夜，我在都市寂寂的一隅，默默地想你。你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郁郁的角落。

纵然心有灵犀，身无双翼，回不到从前。我只能在频频回首中，与岁月一起消瘦。

再粘贴上一篇1997年3月所写的《想起家乡的一位女孩》吧：

那天我去祠堂祭祀，在祠堂门口有个女孩叫我乙隆兄，还问我吃了饭没有。问吃乃家乡习俗，是问候语，相当于我们说你好之类，并非她有请我吃饭的意思。我即使饥肠辘辘也以“吃饱了”作答。对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礼貌性问答一般是转身即忘的，我记下来并以之作为此文开头除了表明我作文平庸之外，就是因为在这一问一答间我发现那个女孩清秀、白皙、纯朴，整个儿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我家乡虽说盛产美女，但环境使然，大多缺乏气质、韵味，而这个女孩俏丽的眉宇之间似有一种脱俗的气质。我禁不住多看她一会，她把目光移到地面上，十分得体地表露出一点羞涩，对我的多看一会似不反感。我离家经年，不少比我小的人我不认识，可人家认识我，这并非我有甚出奇之处，只是应了家乡那句俗语：“千人识得和尚，和尚不识千人。”

后来便与这位女孩低头不见抬头见，门前不见屋后见，因为这几年村里大兴土木，各家各户建了新居，我与她竟是新邻。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看一本谈神论鬼的书，看得鬼迷心窍忘了天气变化。她抱着一大堆衣服推门进来，说：“天要下雨了，别把衣服淋湿了。”我连忙致谢并请她坐坐。她把衣服放在我的床铺上，便坐在床沿上，把乱糟糟的一大堆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她低头折衣服的神情，温存、细腻、专注，极具女人味。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她了。

我家又建房子时，她来帮忙。盖屋顶时，需要有人上屋顶给灰匠打下手，用绳子把瓦和灰沙提到屋顶上去。本来是我上屋顶的，可我在上面有点胆怯，手脚极不利索，总怕跌下来，还真的差点跌下来。她上来了，要换我下去做“地勤”，我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拗不过她，只好回到地面上。当我仰着脸看上面时，一块碎瓦不知怎么想跟我过不去，好端端的不在屋顶上呆着，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额角上。也许是为了引起她的重视，我小题大做地惨叫一声，仿佛银幕上中弹的敌人。她连忙下来，拿开了我捂住伤口的手，掏出一条手巾为我擦去血迹。那时候女孩子衣袋里喜欢放着一条手巾，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有的还喜欢在衣袋口露出手巾一角。手巾常被用作信物送给情人，称得上很温馨、很纯情的服饰文化。手巾的消失也是一种文化的失落吧。她的那条白色的手巾绣有几朵小巧的梅花，给人一种雅致的感觉。我的鲜血沾在上面，洇开来，仿佛一朵怒放的红莲。她的这方沾有我鲜血的手巾不知下落何处，我常常想起它，却又不希望她留着。

中午大家都去休息一会儿，留下我看守工具。她不走，便陪着我。但我们又似乎无话可说，只是静静地各自坐着，隔着七八步远。我看她时，她便低着头。我也不好意思老是看她。抬头看屋顶，还没有盖好的屋顶一片狼籍；低头看地面，还没有铺砖的地面凹凸不平。忽然便看到有两只探头探脑的蚂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跋涉着。对于蚂蚁来说，凸起的地方是一座山峰，凹下的地方是一个峡谷。尽管我的目光空空荡荡，可我的心却被一种温馨弥漫着。

那时候一个人时总要想起她。想起她，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情，轻轻地荏苒过我的心头；又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一只机警的小鹿，一步一步地向我靠近，我怕稍不小心，它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关系得以明朗，便是我用单车载她去十多里远的地方扫墓。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祖坟，全村各家各户都有人去扫墓，村里为此专门包了几辆大巴。我总怕害羞的她也许会临时改变主意，跟大家一起坐大巴去，撇下我一人。可她却仍然按我们原先约好的，坐我的单车去。路上，大巴上有她的女友唤她上车，她红着脸拒绝了。她尽管害羞，但她愿意跟我在一起，她不怕人家说东道西，是因为她已铁下心要跟我好了，像她这样质朴、本份的山村女孩，是不会跟人玩浪漫的。

车上坡时，有些坡不陡，我是完全可以踩上去的，可她总说：“下来吧，我们慢慢走，别累着。”推车上陡坡时，她便把手放在后架上，弓着腰帮忙推上去。

由于家族的原因，我们的关系受到双方父母的反对。父母、兄嫂都张罗着为我找对象，生性软弱的我居然有了妥协之念，于是便有一个女孩覆盖了她在我心中的位置。那个女孩是她的好友。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不能娶她，娶了她的好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最后的结果是，我和她的好友疙疙瘩瘩地谈了一段时间终于分手，而她与她的好友也形同路人。 

后来我一直未能取得她的谅解。她在深圳打工时，我曾给她寄去一些为她而写的文字，她回信说，她识字不多，看不懂。她只读小学三年级便因家贫辍学，看不大懂也许是真的，但她不肯原谅我却是肯定的。

现在她与一位比她小几岁的人结婚了。像她这样温柔、体贴的女人，谁娶了她是谁的福分。但愿这个人懂得珍惜。

克文，在“我的文档”中找出一些文章粘贴到这儿来，我的态度比较随意。因为一刻意起来，我就不知道要选哪篇才好了。

有人喜欢把我写的散文、小说都当成我的自传来看。在这里我必须说明，虽然，我的作品有较强的自传色彩，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因为我的“自恋”，作品中的“我”与我确实有许多神似，但在具体情节中，许多“我”都不是我。《姐，回家吧》也常被看成写实的散文，其实，这只是一篇微型小说。《在家乡教书的朋友》提到我经常逃课，“下河摸鱼，上树捉鸟”，逃课是真，摸鱼捉鸟却未曾有之，因为我胆小，不敢爬树，笨手笨脚，摸不到鱼。逃课干什么？记不清了，可能是东逛西荡，或在某个角落里看蚂蚁搬家吧。在《为师趣事》中也有许多“失实”，里面大概只有一半的“我”是我李乙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明纯属画蛇添足，但既然我要尽最大可能让这部“自传”真实，有些说明还是有必要的。

我不知道我以后的一些观念和见解，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人总是变化着的。大家不能因为我以后的变化，而否定我对自己以前的真实表达。

说到思想变化，我不禁想到，在1985年以前，我对某党怀有近乎天生的好感。说是天生，其实是从小得到的灌输所致，听到或看到某党三个字，爱戴之情油然而生。听到国际歌，会心潮澎湃。但在1985年进入现改为镇委、镇政府，当时称为区委、区公所的机关当临时工之后，看到的各种现象，让我逐渐有了想法。后来，自己的种种遭遇，更让我对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有了切身体会。1989年以后，我对某党的好感消失了。看书多了，对历史的了解多了，想法也多了，不会听到某党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了。1990年以后，耳闻目睹的种种官场丑恶、民间苦难，让我对专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那时写东西看东西还是偏于风花雪月，对政治兴趣不大。直到上世纪末，开始对腐败制度深恶痛绝起来。

历史上包括某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与抵抗外侮时的悲壮与惨烈，你死我活的那种决绝，在我看来，更具美学价值，更合乎我的艺术品味。我是有英雄情结的人。但作为一个矛盾结合体，我却是一味主张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我相信，暴力革命不管胜败，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一场灾难。其胜利果实，只是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民主启蒙、公民教育。

下面，继续补充一些内容，当然还是想到就说，毫无章法。

昔年在教书时，讲完一节课，会感到很累。这种累不是干体力活之后的那种累。干体力活之后的累，一歇下来，会觉得很爽。这种累是体力与脑力的双重透支，歇息时仍然不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神经官能症？是体质太差？是上课时全身心投入，过于紧张？是语速过快，讲的内容太多，头脑超速运转……我总缺乏自我节制的能力，总缺乏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心理素质来分析，还可能与我不够自信有关。我总得靠大量的话语来“压”人，来吸住人，来支撑自己，而不能靠气势来“压住阵脚”。

我总能把字写得极差。我小时候写字时怕别人在一旁看，别人看着我写，我就写不出来。当了老师，总得在黑板上写字。我总是写得很少。讲得多，板书少，这是我的教学特点。

我非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加速状态。

与别人一起干活，在同一时间内，我消耗的体能总要比别人多吧。

再说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还有一个现在很能赚钱的“专长”，那就是看风水、算命、择日。现在许多官员、老板相信这一套。可我父亲却只能在这一“专长”上赚些小钱，比如在家乡给家境一般的乡亲们提供这一“服务”，收一个小红包：20元或40元。那些比较有钱的，是不信服我父亲的。我对这一套不甚了了，但通过交谈，我发现，我父亲在这方面的“造诣”，一定不会输给那几位我认识的在这方面很难赚钱的人。那些人识字不多，看这类阴阳五行的书，常常看不懂，从他们“引经论典”时，你就知道，他们曲解了原意。但他们却在这方面赚了钱，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官员、老板，钱有的是。这方面懂的人不多，而且好坏难以实证，主要靠“包装”，也可以说靠“营销”，靠“炒作”。父亲极喜欢吹牛，“吹牛”本来就是一种“包装”。但父亲的吹牛，在这方面却是失败的。他最喜欢吹他有钱，却总是十分吝啬，衣着也极为寒酸。我妹妹给他买过几套衣服、鞋帽，他都不穿。他也许想把自己“包装”成别具一格、不修边幅的人。但不修边幅的大多是艺术家，不是江湖术士和玄学家、风水师。与玄学家、风水师打交道的人，都是讲究名牌衣着的。父亲当过大队干部，还被抽调到公社工作，按理说，应是见过一定世面的人，可他在我二哥介绍给他的一些老板面前，总显出几分腼腆，放不开。他只能靠吹牛来撑起自信。在那些老板面前不再吹自己有钱，这是对的；可他所吹的却是他的“文学成就”，在《潮阳文艺》发表“东风吹，战鼓擂，社员上山去积肥”之类，这就不对了。他看不出，他面前那位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板，对他的“文学成就”根本不感兴趣。也许你会认为我这些话贬了我父亲。其实，我相信，我对我父亲，将越来越理解。我这样说他，只希望实事求是，不带褒贬。他的这些特点，就像我的一些弱点和缺点一样，要消除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在这部“书”中看到我父亲的一些“不是”，那么，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父亲除了这些“不是”，就再也没有什么不是了。

下面我要郑重地感谢几位编辑。

以前曾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些编辑心肠那么硬，对我投给他们的稿，几十篇、上百篇也不给发一篇，但另一些编辑，收到一篇就给我发一篇，收到几篇便给我发几篇？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编辑水平和稿件质量所致，但我现在却喜欢归因为缘。发表我习作的编辑水平及其所编报刊的质量，不见得比不给我发表的编辑及其所编报刊低。收到多少篇便给我发多少篇的编辑，有“责任编辑”署名的：《南方农村报》的麦倩明老师、上海《青年一代》的张又老师、天津《通俗小说报》的晓雪老师、《教师博览》的叶万军老师、《澄海报》的黄仰岳老师、《文化走廊》的黄廷杰老师等；没有“责任编辑” 署名的：南京《东方明星》、《法制画报》、《华西都市报》、《珠江》、《创业者》等。《汕头日报》的陈焕展老师，《汕头特区报》的颜烈老师、建伟兄、刘小萱等，《潮声》的钟泳天老师，也给我发表过不少习作。谨致谢忱。愿他们一生平安！

自读初中开始发表习作算起，至今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稿件，有400多篇。

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便越来越少向纸质媒体投稿了，尽管在网上发表东西没有稿费，但我还是乐此不疲。事实上，我在2002年之后，至今所写的东西，大多是发表在网上仍属“敏感”的，能在网上存活就额手称庆了，要在纸上发表，谈何容易！感谢互联网，给我们发表意见予以多少便利！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它便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从2005年1月14日起，我以每天一则手机短信的方式，给一位在我心目中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子写情书，在网上连载。这些手机短信是分行排列的，有些是新诗，有些是旧体诗词，有些是歌词，也有些是大白话。打算写完365首，总题为《短信时代的365封情书》。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创意。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浪漫”。“爱情让我变得如此无耻”，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无耻”。这个女孩是来自我对完美女性的想像，还是在现实上确有其人，我就不说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在这封长信中，唯一的保留。

今后，我会努力培养自己的平常心。在平和中进取、追求。遇事保持从容和平静。在快乐、热烈的情景消逝之后，能洒脱地回归平淡。不寻求刺激。在平淡的生活中，不陷入忧郁症和强迫症。

顺其自然，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但也有个问题，比如，我不时出现的“不自然”，是不是我的“自然”？是顺之，还是克服之？

也许现在不少熟知我的人，会把我视为民主斗士。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充满佛教精神的人，你不要感到惊奇。

如果一个人深信因果报应，就没有什么不能宽容的了。

也许有一天，我会像怜悯病人、怜悯精神病患者一样，怜悯不可理喻的小人、恶人、坏人。我会把他们也视为病人：他们是在心理上、人格上、灵魂上出了毛病。其实，从唯物观来看，我也曾与朋友谈过，坏人的“坏”，是他们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他们自身，在哪里呢？我们的“我”，又在哪里呢？不管是从轮回中来，领受着前生前世的报应而来，还是从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而来，我都找不到“我”。记得少年时，我对家乡的朋友文奇说坏人的“坏”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产物时，父亲刚好在洗澡，他忍不住了，从浴室中探出头来痛骂我，说我为自己的“坏”开脱，把自己变“坏”的责任都推给了父母和社会。我不知道如何与父亲讨论这些问题。父亲在家里是个专制者。

万事万物，皆有阴阳，相生相克。执政者离不开反对者。

专制的执政党，往往会拿一些“领导人”来批臭，往他们身上大倒脏水，把某阶段积累起来的民怨都疏导到他们身上。昨天还被媒体赞颂得近乎完美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今天忽然间就坏得一塌糊涂了，往他或他们身上倒粪的，还是那些喉舌，明天可能又被当成伟大人物，光芒四射。现在再这样搞，是糊弄不下去的了。然而，不这样搞，民怨没有发泄渠道，只好不断积聚着。

改良的最佳时机，是执政者腐败无能，让人鄙视，而尚未有太多民怨民愤之时。如果积压了太多民愤，就难以改良了。

专制主政者选下面的执行者，在“忠”、“廉”、“能”三者中，只会选忠于他的人。因为只有忠于他的人，才有利于他主政地位的稳定。选接班人，他也会顾虑自己的身后名而选“忠”字辈。

地球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坏，比某一国某一地区的社会环境变坏，后果要严重得多。对后者，我们会在制度上找原因，冤有头债有主，想骂上几句也知道要骂谁。前者，是全人类的悬顶之剑，我们却往往因找不到“头”、找不到“主”而极少谈论。

在这个不堪重负的地球上，在移民外星球美梦成真之前，我赞成“节育”，甚至对超生罚款也表示理解，但坚决反对堕胎，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强制孕妇堕胎的恶吏视为虎狼。我认为，堕胎与溺婴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节育”啊，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人类的替罪羊，将是人类自身，还是什么？

马克思想把彼岸移到此岸，想把天堂建在人间，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切都将毁灭？一切都将归于虚无？生命毫无意义？人类文明毫无意义？

人类是需要灵魂的，灵魂是需要彼岸的。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三个境界，最难达到的是“自净其意”！只有“自净其意”，才能得“大自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也很难做到，但就算做到了，也只是在六道轮回中，求得善报。善报之后，又进轮回，只有报应，没有记忆，意义何在？

从“无我”回到“有我”，从“大我”回到“小我”，再唠叨几句：

总记得小时候看到一本“称命”的小册子：把生辰八字，也即年月日时四柱加在一起，可称出命的“斤两”。我不记得我有“几两”，只记得有四句谒。前两句原文忘记了，大意却记得：大半生忙忙碌碌，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后两句则记得：“六亲不认无依靠，一生事业晚来隆。”前两句基本应验。联系上下文，第三句应理解为，六亲中没有一个真正在事业上帮得上我的人，我只能靠自己拼搏，并不是六亲不认我或我不认六亲。这样理解，便也应验了。最后一句是否应验，有待时日。在眼下，它成了我困顿时的一种安慰。

在成功之前，我必将先找到精神的皈依而获得心灵的宁静与生命的自在。也许，在真正找到精神皈依之后，世俗的所谓成功，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我将何以皈依呢？

佛家“五戒”，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吧，我是否能做到？

不杀生。我能素食吗？也许我可以吃“三净肉”。但吃肉总有点近乎间接杀生吧。是这样吗？也许，不杀生，主要是指不杀人吧。是这样吗？我还不懂。不偷盗。世俗意义上的偷盗离我甚远。我还会让自己不获取任何不可公之于众的收入，不掠人之美，不冒人之功，不剽窃别人作品。即使仅仅是在道德层面上，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不妄语。我会尽最大可能诚实。但愿开玩笑不是妄语，但愿善意的谎言不是妄语。不邪淫。如果“正淫”仅仅存在于正常夫妻间，那么，“不邪淫”对我而言，可能是最难做到的。并非我乱搞男女关系，而是佛家有身口意三业之说，不是“发乎情止乎礼”就好，起心动念就不好了。不饮酒。这是容易做到的。

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十律”，可能也是信上帝的善众最基本的信条吧：1、除了耶和华外不得信别的神；2、不可为自己雕刻和崇拜任何偶像；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4、当守安息日为圣日；5、当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凭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婪他人的一切。其中第1条至第4条，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第5条至第10条，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第6条至第9条，与佛家“五戒”中的前面四条相近与相同，我能否做到，在上一段话中，已经说过了。第5条和第10条，也是在道德层面上，就应该做到而且不难做到的。

我是在潮汕乡村长大的人，潮汕乡村是“神明”最多的地方。住在城市的潮汕人，传统节日回乡去，往往就是去祭祖和拜神，顺便会一会家乡亲友。

我对佛有亲近感的原因，已经对你说过了。

拉拉杂杂，语无伦次。就此打住。不再喋喋不休。

这便是我的所谓《世界最长的信：我的甲申年及瞻前顾后》。据我所知，它不但是字数最多的一封信，也是写作时间最长的一封信。它已在一些网站连载，还被两个网站选取前半部份制作成“网书”。它也将像我的其他文字一样，“永存”于我的个人网站上。我的网站，域名与空间，一起付托泽明，是我的一个心愿。泽明是可以托付的人。“文武全明波涛起”的“南山月五剑客”，都是可以托付的人。对于写这封长信、“永存”这封长信有何意义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不必去管它的。世俗中人，谁能真正说得清人生的意义呢！

今天是乙酉年正月初七，是个好日子。

写罢此信，如释重负。心情极佳。

新春如意！

祝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愚师：李乙隆

2005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