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院士选择留下来
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经过三次分化。前两轮的分化，分别是君宪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和“问题”与“主义”的分流。抗战胜利国共内战爆发后，迫使从政精英和学术精英在两党之间再作抉择。第三次分化中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只占很少比例，多数人选择了合作或留在原地。
章立凡介绍，当时蒋制订了一个抢救人员的名单，即四种人要抢运走。一种是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第二种是因政治关系必离者，第三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四种是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而在共产党方面，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 一 劳 动 节 口号》。其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 政 治 协 商 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在后来争取民主人士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章立凡查阅的中央研究院的资料统计显示：大部分人没有去台湾，有一部分人是远去了美国。当时中央研究院81个院士里，留在内地的是60个，占院士总数的74%。另外，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
研究条件是重要考量因素
章立凡认为，在那一次的走与留的选择里，“每个人心态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关心到台之后，研究条件如何，也有学者是担心自己的书和资料带不带得走，到了新地方之后能不能从事研究、研究的条件怎么样，这些在当时，都是知识分子考量的因素”。
“有些人到了台湾之后住在铁皮房子里，热得不得了，条件很简陋。这边有的人一听就说不去了，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吧，反正我就是一个做学问的。”
国民党里原有的反蒋势力成立了民革，李济深另外也起了一个炉灶。还有一部分“党国的忠贞之士”因对前途完全失望，而选择了自杀，比如戴季陶、陈布雷。
另外还有一批知识型的专家、管理人才，资源委员会的一批人，像翁文灏是先到国外，然后回来。
胡适不是国民党，但也不相信共产党，他选择了赴美，此后对国民党一直持批评态度。吴国桢、雷震等去台后亦成为反对派，雷震在胡适支持下办《自由中国》，结果坐了十年牢。
很多时候不得不跟着形势走
事实上1946年7月之后形势比人强，很多时候不得不跟着形势走。章立凡演讲时称。
谈到留下的原因，冯友兰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而章立凡认为“有可能是希望新政权能够接受他的理念”。
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还是对新政权寄予希望。“因为被国民党折腾烦了，他们认为国民党没有管理好中国，在他们的心态里，请一个公仆或者是佣人官家，管了多少年都管不好，是不是能换一个，或者换一个可能比较好。”在香港有几十位民主人士发了一封公开信，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赶紧打完，老百姓好过日子。
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国民党为何失去政权？一个甲子之后，这个话题依然备受关注。
在章立凡看来，国民党的失败“是二十世纪第一场以‘公理’开端的革命，最终循‘公例’(历史周期律)出局”。很重要的一点是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个人魅力不如毛泽东。相对于毛泽东风靡了整个重庆山城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而言，蒋介石则刻板得多，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此外，国民党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很多做法不讲法，最后被历史淘汰了。
“1949年以后，60年来的历史变迁，这些既有儒家传统的群而不党、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同时又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西方文明理念的前辈都已经谢幕了，他们当时的这些理念也成为绝响。”章立凡在演讲最后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演讲，“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不能屏蔽和歪曲历史。科学与民主是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