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个人成功的轨迹

　　张居正最终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一是其才旺；二是有贵人拔擢；三是张居正隐忍之功深厚，韬晦之术纯熟：他圆滑狡智，心中“达则兼济天下”的红旗不倒，行走却可以做到彩旗飘飘；四是他运气也不错：或是天怜其才智，他总能在站队的时候押对宝，在难以抉择的时候竟然可以置身事外。

　　先说贵人拔擢，无疑非徐阶莫属。张居正自己也以为然：“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大事托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徐阶搬倒严嵩(根源还是在于人主明世宗抛弃了严嵩，为人主所喜好可能是臣属最终能升天的铁律)之后，张居正就乘上了飞向权力中枢的直升飞机，“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 。1562年，严嵩势力隳涂之时，张居正不过是右春坊右中允(春坊是负责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务)，监管国子监司业(国立大学副校长，其时校长称祭酒，为后来的权人高拱)。1566年，长期斋蘸的明世宗死于丹药。徐阶就遗诏“引与共谋”。明穆宗元年，张居正与郭朴、高拱一起入阁。自此，张居正终于进入了权力中枢。不过几年光景，他提阶换补就告捷。

　　次说张居正的隐忍和韬晦。饱读圣贤书的张居正自然是知道“文谏死”的道理，况且，前有杨继盛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这让张居正明白，要有所作为，必须等候明主出世。他也自然明白，他张居正生是朱老板的人，死是朱老板的鬼，“创业”是万万不可触摸的高压线，还乡做做员外心有不甘。“达”就是要等待而不是寻找一位明主，信任(信而不赖，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张居正是成也信赖，败也信赖)他，重用他，他张居正必然感恩戴德，叩谢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苍天在上，褒贬沉浮人物，真是深不可测。

　　张当时与高拱在国子监共事时，二人“相期以相业”—高拱给明穆宗当了九年侍读，深得器重。如果说高拱是睚眦小人，张居正是决然知晓的；而张居正竟然能与这样的人“苟富贵，勿相忘”，实在是深谋远虑，即使算不上阿附准权贵，也算得上是战略投资了。后来，高拱把徐阶挑下马，最终登上觊觎已久的首辅之座后，得志猖狂(这最终害了高拱)，为人盛气凌人，同列多无法忍受，惟有张居正恭慎从事。直到高拱讽刺张居正收受了徐阶之子嗣三万金馈赠，才“指天誓，辞甚苦”。二人从此(心知肚明但非公开地)交恶。高拱也逐渐动手罗织罪名，打算逼迫张居正去职还乡。张居正道：“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这也许能部分解释高拱在清君侧，驱逐掌印太监冯保的高冯之争时，为什么未能充分动员张居正吧。

　　高拱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徐阶，关键的因素在于徐阶有图新政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高拱等人说徐阶“徐公谤先帝，可斩也”，但是明穆宗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明君。明穆宗因为徐阶的“多有劝谏”而生厌烦。徐阶既然托付“家国之事”于居正，并嘱咐儿子“谨事居正”，那么他也必然会将自己的为官心得、沉浮教训授予张江陵(张居正属湖广江陵人，又称张江陵)。张文忠公(张居正谥号“文忠”)后来对权重者(尤其是权力的源头，权力的给付者—皇太后们)的如履薄冰到了惟诺的地步。不过，在明白真正的老板之后博取老板的欢心似乎本来就是臣属“犬马之劳”之分内之事；明主与庸公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喜怒之源，而后者要么是贪于声色，要么是渴求叩问鬼神，祈求长生不老罢了。

　　身为三大顾命大臣之首的高拱(其余为张居正、高仪，高仪久病，于二十三日去世)出于张狂，在穆宗的葬礼上哭曰：“十岁太子何以治天下。”此等大忌，在高冯之争中大显神威，因此也注定了高拱惨败的结局。六月十六，高拱限令离京，落得只能自雇牛车返乡的田地。十九，万历帝召张居正入宫：“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自此，张居正成为高冯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就任首辅

　　张居正执政成功之本

　　张居正是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载入史册。历经明中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的成功，得益于三个主要矛盾处理得好。

　　张居正在明朝君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之所以能畅行其志。主要是赶上个好时候，钻了个空子。围绕明朝有始至终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六部直辖皇帝。这个制度表面上看，可以避免臣下舞弊，大权旁落。但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对皇帝本人的政治素质和能力要求很高。不是任何人都能像开国皇帝那样雄才大略，事必躬辛。一旦这个人才智平庸。或者没有独立施政能力（年幼），就必须有一个常设秘书机关处理日常事务。但祖制是不许设丞相官署、不许宗亲和外戚掌权，谁敢议论改革就杀无慑。

　　明朝就设立了内阁。内阁作为顾问机关，人员品级定的很低（正五品），而实际上，入阁办事的元老和阁僚品级又不可能很低。明朝就采用六部尚书（从一品、正二品）兼职“入阁值事”。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年幼（10岁），两宫垂帘（万历生母李太后和嫡母陈皇后）。10岁小孩自然没有执政能力，两宫皇后又是不到30的少妇，没文化又不懂朝政。外事只能依靠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了。

　　明朝统治集团另外一个矛盾是内阁和司礼监的矛盾。司礼监是二十四监之首，掌握“批红”大权。所谓“批红”就是皇帝的代笔。皇帝平时一些常规的批复意见，如：“知道了”、“交部严议”等，自己懒得写，只要在奏折上做一个标记，发给司礼监，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照标记批复，再发给内阁执行。所以司礼监的地位要高于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俗称“内相”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明朝历史上，外相（内阁首辅）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制服司礼监，二是与司礼监携手合作。这里说的携手合作可不是在国家大义基础上精诚团结，而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说白了就是把太监喂饱，让他少管闲事。张居正就是最好的实现了与司礼监携手合作。贿赂冯保，将其扶上“内相”宝座。同时冯保把张居正扶上“外相”宝座。在张居正时代，内阁和司礼监穿一条裤子，是保障张居正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后宫的支持。虽然明朝是禁止后宫干政的，但在皇帝年幼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母后垂帘的方式。难得的是，明朝后宫家法很严，而且抑制外戚。外戚只享受“厚禄”和爵位，但决不能为官干政。而且外戚只选择良家平民（中小地主家庭），根本没有权势。比如万历生母李太后，家里是泥瓦匠出身。只有一个瓦匠爹和一个贪财的小弟弟。小手艺人一下了成了“武清侯”，光想着买房子置地了享清福了，没工夫干政。李太后虽然出身小门小户没啥文化，但很会持家，对儿子和娘家教育很严格。严格遵守祖宗家法，朝政全权委托给张居正和冯保，自己专心教育皇帝。对娘家人只给钱不给权，才保证内外相安无事。

　　以上三个矛盾顺利解决，张居正才敢公开称为“摄”。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