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书”相对，《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五经”。其实据说还有本《乐》，后来失传了，也有说本不该有的，乐应算礼的一部分。“五经”按逻辑排应为《易》、《书》、《诗》、《礼》、《春秋》，大概可能时间是如此。

　　《易经》就是《周易》，其它都没了，当属儒家经典的第一部。孔子早期并没把《易》当回事儿，因为他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到了战国末期，阴阳家与道家盛行，儒家可能也受了其影响吧，开始解释《易》，存下来便是《易传》。

　　《易》讲八卦、太极、阴阳五行，多和算命有关吧，尤其是六十四卦，要想记住得花点儿时间，费些脑子。没这本事，就别硬记卦爻辞了，还是粗粗地知道“数、理、象”，“简易、变易、不易”就行了。

　　相传八卦是伏羲氏画的，因为伏羲是圣人，所以上天才派圣物给他抄写，这就是“河图”与“洛书”，龙马从黄河中来，神龟从洛水中出，身上都带着某种神图，就是八卦的基础吧。当然也有说是神农氏画的、周文王写的，《易》也分为《连山易》、《周易》，还一个什么易，名字不记得了。

　　我总在想，是谁有这般超然思维与创造力，能想出八卦这玩艺儿，神人也！

　　可以肯定，《易经》八卦的得来绝非一人之力，想必是多年多人的长期积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我们得找到其逻辑，以信人心。

　　我们都知道埃及人的几何与天文学水平都高，原因就在于尼罗河。这条母亲河养育了埃及人，埃及人也只能依河两岸生活，不然你就得有骆驼的本事生活沙漠。可尼罗河每年会泛滥，就是发大水呀，泛滥的影响就是冲坏原有土地的分界线，当然也带来难得的肥料与养分。但人们水后总得重新丈量土地，分清你我，久而久之，几何不就水平见长了。后来倡导预防为主，变被动为主动，就要求掌握来水的规律，这规律当然与天文有关，于是天文不也发达了，这就是固然。

　　中国文明能保持五千年传承不断裂，也是由于我们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保护着，民族性情也与此有关，这就是逻辑。

　　《易经》同样如此。当人们对外部自然界知之甚少时，便敬之如神，遇事常常需要算算、占卜占卜。几千年前的先人们就是如此生活，商代甲骨文就是最好的例证。想当年，遇事想不清楚，就拿来龟壳到火上烧一下，然后观其纹理，以解凶吉。究其道理，谓之天意，再问，就不知道了，再要问，可能就要触怒于天了，赶快闭嘴吧。

　　把凶吉记录下来，刻在龟壳上，不就成甲骨文了，中国的文字也就这样产生了，这也是逻辑。文字的道理记在古书《说文解字》里，作者是许慎。就算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的，想必也不是凭空编出来的，还是那句话“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解读出来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中国历代还是史官作用大呀，要不怎么“以史为鉴”呢。

　　其实，刻甲骨文的龟壳是不常用的，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哪有那么多八王可用。多用的应是牛的骨头，远古的人们可是过着狩猎生活，牛应该不缺少。但后来可能也出了问题，原因就是中国社会进入了农耕时代，牛可不能随便乱杀，还得养着它为人民服务呢，要不怎么常说“甘做老黄牛”呢。当然，牛是畜生，那时是不讲牛权的。

　　有了牛耕地并未必然提高科技水平，古人面对天地万象仍是一脑门子雾水，还得靠占卜。方法是啥子呢？简单，拽把著草，掳去叶留下茎，一根根的摆在地上。最初可能搞出某种摆法或图案，就是数数呗，反正古人面对数的变化一定觉得神奇，正因如此才觉得里面应带有上天的安排。数嘛，又能加，又能减，又有奇又有偶，又相互变化，神也。

　　你看看，那一根根光秃秃的著草茎，摆起来是不是有点八卦的意思。就这，可能摸索了几代人。干嘛用著草茎呀？废话，用铁棍也没有啊。再说了，著草就是“锯齿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花白色，既可入药又可制成香料，多好啊。古人觉得这草既能多年生，一定是生命力强，可能在天地间生活了无数年，阅历广、知识多，用它占卜，准成。于是，就用它了，世间一切来源于生活。

　　摆着摆着，碰巧断了一根，咦！有阴有阳了。再由简入繁，慢慢就成了八卦，觉得还不够，就八八六十四了。再对卦、爻做出解释，写出辞，整理成书不就是《易经》了。如果换了你，可能也成，数据或许是八、或许是四，因为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总觉得搞出个二、四、八是正常的思路，如果换了七，你说别扭不？

　　到后来，儒家对卦、爻做出解释，八卦真的成了符号。其实儒家也是借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罢了。对任何符号牵强附会上多种解释，并加以断定的内涵，这就是算命。如果再想有点科学味，就拉进统计规律好了，这叫“实证研究”，只可惜中国人喜思辨，不喜科学。再把阴阳八卦与五行结合起来，就演变出后来的医卜、星相种种迷信，花样不少，想深入，去研究好了，旁观者倒没这兴趣了。

　　说完《易》改说《书》，《书》就是《尚书》。

　　《尚书》是记言的，也是最早的历史。为啥记言呢？因为记言最简单、最容易，人家说了啥，你就记啥呗。就如同咨询助理的访谈笔记，不用加上你自己的理解，就做录音机最好。可能再去掉些没用的话，捡干的来，这多容易呀。

　　总比要记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加以评说简单吧。所以，最早的历史书是记言的。其实，商代那些甲骨文记的也是言，卜辞也是言。当然也有事了，这不必较真，祈了一次天，求了一次雨，啥也没说，你记个鬼呀，所以就得记事呗，但多数是记言的。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记的是号令，说白了就是领导发言稿，比如“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当然也有部分是下级的对话，比如“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我们相信《尚书》的记录应该是当时的官言，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看来古人说话还真费脑子。

　　当初这种“书”记录的一定不少，因为中国历来注重记史，专门设有史官。不象是印度，历史倒是挺久，但就是没个记录，真是遗憾。今天找起先人的足迹来，还得跑到中国去查佛典，去西天求瑜枷师地论的玄藏无意中为印度做了件大好事儿。看来，只要你肯写文字，多少是有用的。

　　这么说，《尚书》记的言本应很多，谁能成天不说话呀？但后来丢失了很多，尤其是秦始皇烧天下书，正常人哪敢随便拿出来显呗呀，要杀头的。这让我自然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一个味儿。到孔子整理《尚书》时，剩下的已不多了。所谓“尚”，“上”也，表达一种崇敬之心，也指“上古帝王的书”，后经儒家都归到“经”里去了。

　　到了汉惠帝开始解禁，汉文帝鼓励献书，才又见得着了，总有胆儿大的。秦时有个博士叫伏生，把《书》藏在墙里，后来经兵乱流亡在外，汉定天下后，急忙回家，取出一看，丢了数十篇，据说剩下的只有二十九篇。

　　到后来，又有许多高人冒名补写了许多篇，这可能与经学之争有关吧，反正也说不清哪真哪假，都是种种研究与推测，也为今人的求证出了不少课题，史学者正好有活儿干了。

　　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是“鬼治主义”，遇到臣民不听话，就搬出鬼神来，抬出先祖来，没啥法律道德可言。到了后来，才有了孔子的“德治主义”，这就好理解了，这也是种顺其自然的逻辑吧。

　　《尚书》因记言，便可以查找历史，于是还是大有用处的。又因其以记言而成史，与后来的《史记》、《汉书》、《二十四史》不同，这就独成了一类，也为后面“史”的旁观留下评说的尾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