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以见得人家美国等宪政民主国家消除了“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而我们国家却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呢？

    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政府的表现。比如，在这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不同国家政府的不同表现，最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

根据国家1996－2007年共12年的统计资料，我国GDP年平均增长13.02%，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27%，远高于同期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幅度。2003－2007年，剔除物价因素，GDP增长速度基本平稳，平均保持在12－13％左右；而国家财政收入这5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4.97%、17.47%、18.28%、22.90%、25.50%，呈现明显的增速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国民财富不仅在向政府集中，而且在加速集中。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的10.67%，增加到2007年的20.80%。以2007年GDP总值246619万亿计，国家财政收入为5万亿，这还不包括庞大的预算外行政性收费收入。

以上这些都是显示政府与民争利，纳富于官最直接的事实和数据。

而在美国、日本等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呢？以以经济危机暴发前的2007年为例，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8％（陈志武）；日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低于10％。而早在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国的2倍以上。

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上是用来为全体老百姓提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的。而在我们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养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

我们养活了全世界数量最为庞大的官员，早在五年前，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抱怨说，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高达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同一数据，改革开放初期为1比67。这种官民比例，不仅远远高于美国等当代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国家，而且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时期高出306倍！现在，又是五年过去了，我国的官民比例就更高了！不仅官员在数量上更多了，而且官员在“质量”上也更高了！所谓“质量”，就是官员的平均行政级别大大提高了。

人家民主宪政国家一个总统、一个州长、一个市长、一个部长要干得活，在我们国家得好几套“领导班子”！官员能不多吗？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刘建勋可以在河南担任17年省委第一书记，杨贵可以在林县担任22年县委第一书记，现在我们的官员两三年、三五年就要提拔，没有那么多位子怎么办？一方面不断增加新的行政区划，成建制地增加党政官僚机构和官员数量，另一方面无节制地增设国务委员、厅局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地市级县委书记和县长、县级乡镇长，省长助理、市长助理、县长助理，不一而足。执政党成了官帽子制造工厂，生意兴隆啊！“造官”的生意兴隆了，“产官”的社会机制发达了，政府就异化蜕变成为一个与老百姓争利的“自利自肥主体”了！在这种没有休止的“造官”社会制度下，财政收入增长再快也不够滋养官员的费用啊！所以政府只有拼命与民争利，并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直接奍官或间接养官。

不断增长的庞大的财政收入还不够滋养日益增长的官员大军呢，当然用于为老百姓提供各种义务教育和法定社会基本社会保障的钱就少得可怜了。我们的媒体上说，即使是少得可怜的基本医疗保障资金，百分之七八十也都用在极少数各级官员身上了。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知道那个国家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重大制度缺陷了。

不要说互联网了，即使从我们自己官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在这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哪些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呢？第一，削减政府财政收入，削减政府行政性财政支出；第二，给政府官员降薪；第三，给企业和老百姓减免税收；第四，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而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呢？第一，加大税务大检查的力度，千万百计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报纸上看到某中央政府官员兴奋地答记者问说：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可喜的是我们上半年的财政收入仍然增长了30%！第二，给各级官员普遍地大幅度地加薪；第三，政府行政性支出有增无减，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等有增无减！许多政府官员实际上是冗员，无所事事，或者事实上处于带薪休息的状态，或者成天接待宴请上级和兄弟官员，或者成天接受下级和兄弟官员的宴请。第四，政府投资增加数万亿，形成“跑部钱进”和贪污腐败的新高潮，双规和判刑腐败官员有增无减，以至于有的记者和学者在媒体上大呼政府巨额投资催生高腐败，是腐败官员瓜分掠夺社会财富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