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项英赴延安 叶挺任军长 (10)

 

                    叶挺收回辞职请求

 

    7月9日，叶挺决定离开重庆回新四军。出发前，为了收回原来的辞职请求，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经过反复商量后，决定叶挺暂时不要与蒋介石直接提出此事。因为当面提出后，如果蒋介石不同意，就没有了回旋余地。于是就用写信的形式向蒋提出收回辞职的请求。这是周恩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的体现。信的内容是：

    “委座钧鉴：年来挺以愚掘无能，诸凡钧座所付托之旨意，迄未完成，按其责任，挺实无可辞卸。乃蒙委座曲谅，感戴靡涯。倘能追随钧座，仍许为国效力，则挺唯有摩顶捐躯，以报万一。临禀待命，肃叩钧安。叶挺”

    叶挺这封信写得很是巧妙，既回避了辞职的字眼，又承担了“迄未完成旨意”的“责任”，然后请求“追随钧座”，“仍许为国效力”，从而使蒋介石没有足够的理由阻止叶挺回到新四军工作。

    7月底，叶挺离开重庆回到了新四军军部，项英也松了一口气。

    叶挺虽然在周恩来、廖承志、叶剑英等人的劝说下，离开重庆又回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但在他的心中总有一个疙瘩。他与项英之间的疙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冰消雪化的。项英长期形成的家长作风和宗派思想也不是一下子能改掉的。周恩来嘱咐叶挺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北进的既定方针，军部立即转移。叶挺回到军部，发现一切依旧，自己担当的角色仍然是项英的军事副官，项英与中央的战略分岐也没有彻底解决，只是由明争转入暗拖。

 

 

                       黄 桥 之 战

 

        　　　　　　　　　　　　　　　　　   黄桥战役陈毅、粟裕在进军途中

    叶挺回到皖南以后，项英为了少挨中央的批评，也为了执行中央“尊重叶挺的地位和职权”的指示，故在形式上也做了不少改善双方关系的工作，比如互相交换过意见，推心置腹地将自己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来龙去脉告诉叶挺。叶挺听了项英的许多解释虽然没有作什么评价，但他表示自己的观点和中央以及刘少奇、陈毅、粟裕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叶挺直言表示，他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叶挺还认为，道理再多，但作为下级理应与中央决策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

    但项英哪里听得进叶挺的意见。项英固守江南的思想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理所当然地受到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人的批评和反对。项英表面上接受大家的意见，但是皖南军部和三支队的北移仍然迟迟未动。于是，除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摧促外，陈毅还亲笔写信给项英。信中指出：“皖南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们久留的地方。”“靠着老虎睡觉，迟早要被老虎吃掉。”陈毅苦口婆心的劝说丝毫没有动摇项英固守皖南的立场，还是反反复复死死抱住“南方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的武装与群众”等等似是而非的道理。一旦提起新四军主力北移，特别是军部机关北移，他就犹豫不决，磨磨蹭蹭，态度消极。

    1940年9月上旬，叶挺回到军部刚一个月，苏北韩德勤凭借自己的军队优势，向我黄桥地区陈粟部队挑起“摩擦”。韩军分两路南犯。陈毅、粟裕部队将其左路军诱入我方腹地，首先把他们的先头部队保一旅两个团全部歼灭。为粉碎韩军压迫我南退，吸引日本侵略者向我合击的阴谋，我军主动出击姜堰，经一天激战，歼灭顽军千余人。为了表明新四军要求和解的愿望，我军胜利后将人枪全部退还给韩德勤的国民党军队。韩德勤吃了这么大的亏，哪有善罢甘休之理。韩德勤总结屡战屡败的教训，纠集1.5万多人的部队来了个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打法，由海安、曲塘之线倾巢出动，向新四军驻地逼近，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的部队。

    陈毅、粟裕的新四军采用“黄鼠狼吃蛇”的办法，激战三小时，将韩德勤主力六旅3000人全部歼灭，中将旅长翁达被迫自杀，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中将在逃跑中被挤入河中淹死。是役还围歼顽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本以下一万多人。韩的主力基本全军覆没，韩德勤见势不妙，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新四军乘胜追击，连克海安、东台。14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县白驹镇与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胜利会师，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协同作战、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11月，遵照中央指示，在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江北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华中抗日武装。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任前，陈毅为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

    鉴于韩德勤为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肯定。”还警告说：“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政治上的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计划是决定了的）。”刘少奇也致电项英：“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之可能。”

    催促项英北移的电报接二连三纷纷从各地发来，可项英还是迟迟下不了北移的决心，并给中央拍了不少很长的电报陈述理由。强调北移困难，认为路程遥远，沿途危险，并强调说：“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北移困难，也不便移三支地区，仍以军部所在作基点较为有利。”

    这一固执的坚持，为后来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被歼留下了隐患。

 

 

            陈毅联对请三仙  张茜读诗定终身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任新四军军长。新四军转战南北，威震敌胆。但是部队进入茅山地区后，由于日寇的封锁，缺医少药，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

    有位名叫辛三仙的爱国医生，不愿为日寇服务，从镇江逃到茅山深处的乾元观，采集草药，为老百姓治病扶伤。他好酒、好棋、好诗。

　　新四军军长陈毅两次亲入乾元观，欲请老医生出山，以解部队医药之困难，但两次都未见到。

　　陈毅第三次来到乾元观，观中道人交给陈毅一张辛三仙留下的纸条，上面写道：

　　　　鸦啼鹊鸣，并立枝头报祸福。

　　陈毅看后，不禁一笑，这分明是一副对联嘛。原来三仙把国民党比作乌鸦，把新四军比作喜鹊，二者同登乾元观，却是祸福不同。辛三仙颇有眼光哩！陈毅随即对了下联：

　　　　燕去雁来，相逢路上传春秋。

　　陈毅把国民党比作燕，把共产党比作雁，国民党被日本鬼子赶跑了，共产党新四军深入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一个小道士下山传话，说辛三仙请陈毅将军到乾元观相见。

　　陈毅来到乾元观见到辛三仙，想到自己几次往返，心有所感，随口说道：

　　　　三顾道观，三拜三仙山心动。

　　辛三仙一听，立即吟出下联：

　　　　四咏雄文，四仰四军事理明。

　　谈笑之间，陈毅以辛三仙的遭遇和处境为题，联成一对：

　　　　稼轩当年哭京口；三仙今朝笑茅山。

　　辛三仙听后，连连摇头，招呼上酒。陈毅推托说：“我有病不能奉陪，今日特来请仙人诊治的。”

　　辛三仙一边让人取药，一边煞有介事地为陈毅号脉，眼望陈毅，口中却说：“药能治假病。”

　　陈毅微微一笑，随口答道：“酒不解真愁。”

　　“真愁”！辛三仙反复品味着这两个字，国难家愁一齐涌上心头，一时老泪纵横。

　　陈毅又与辛三仙对弈。棋局拉开，辛三仙接连吃掉陈毅的棋子。眼见棋局已定，陈毅突然问道：“辛老，当初发明象棋之时，何以只准双方将士阵亡，而不准他们受伤治愈，重返战场？我现在正所谓，棋盘对战，无残则亡，败势无法挽回。”

　　辛三仙一时没有听清，陈毅笑着解释道：“办法也有：神州交真，有伤即治，胜局有指望。”

　　辛三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将军是请我给新四军治伤员呀！”

　　辛三仙钦佩陈毅的胆识才略，当即献出了一年来采到的全部草药，还和道士商定，把乾元观作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医院。

   

    自从前妻赖月明失踪以后，陈毅独身一人过了四年多。到1939年时，他便开始考虑重新找一个人生伴侣了。

    经过一段时间实地查访，陈毅找到了一个十分合意的姑娘。这姑娘叫张茜，是战地服务团的。原名叫春兰。

    张茜原名张掌珠，湖北武汉人，生于1922年6月11日。

    1938年2月下旬，张茜在16岁时，没告诉母亲就离家出走，参加了新四军。

    同年4月间，她随军部开赴岩寺，路经兰溪县，军服务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茜第一次出台了。她演的香姐，楚楚可怜，确是感人。戏演到她被鞭打时，她真的哭了。散戏了，她还在哭。王于耕（军服务团演员，后为叶飞的夫人）拉她走时，她还用袖子抹眼泪。

    张茜圆圆的脸，留着短发，清纯素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得十分漂亮。

    此后，张茜和王于耕都分配在军服务团的剧团。张茜在这里工作约有一年半左右，演了很多戏，扮演过各种人物。她的演技出众，歌喉动人。在她调离前，也可以说她一生演的最后一出戏崐是戏剧家陈白尘编剧的《魔窟》。她饰女主角小白菜，这是她演得最好的一出戏。

    自从见过张茜之后，陈毅的心就一刻也不能平静。于是，他找到老朋友、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坦诚地向他谈了一下自己的心思，并托他找找张茜，先探探口气再说。

    当朱克靖试探着向张茜提出陈毅的意思时，她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微笑着以沉默对待。陈毅认为不回绝就好办。于是就给张茜写了几封信。

    但是一天，张茜找到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谢云晖，她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后，表示不愿与陈毅继续交往，这事就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一天，张茜约王于耕出去走走。当时服务团驻地是云岭附近的新村。临近的山坡遍开红杜鹃。她找了一处不易被人发现的花丛隙地，拉王于耕并坐，含笑着问道：“许多天来，我一直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王于耕摇摇头。当然她想到了张茜将要和她谈什么事。这一阵子，服务团里闲言碎语不少。

    此时，张茜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送到王于耕手上，王于耕看照片的正面，还是张茜那含笑的清丽的面庞，一双深邃的乌黑的大眼睛却漾着愁波。看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在人们面前，我感到惶惑，惶惑得不知如何是好。”一笔老练的毛笔小字，并注有“摘自张茜来信”。

    王于耕抬起头来盯视着她那双大眼睛，想要找“惶惑”，找到的却是一双思索着的眼睛。

    “张茜，你用不着惶惑！”她转过脸来看着王于耕，等着她说下去。“真的，不必惶惑。惶惑下去，可能后悔莫及，可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满怀痛苦。”

    张茜点点头，沉默了片刻，突然问道：“你呢？如果你遇到这类事，怎么想呢？”

    王于耕沉默了。她一向紧锁自己的心扉，也没有任何流露。现在，面对张茜至诚至纯的友谊，她不能不回报以真诚。王于耕毅然说：“我想的是生死之交！”张茜悠悠地说：“我同意你的想法。我有一种理想，我总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我向往那种完美的、纯净的爱......”她缓缓停了下来，低头沉思。

    到了1939年底，为了能有机会使张茜实地了解陈毅，朱克靖特地安排服务团去陈毅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演出，并指定张茜必须随团前往。

    到达一支队后，团里安排的第一场演出就有一个格外的任务，那就是为了演好戏必须到部队中借士兵的衣服，并且还要借一套相当于我军司令员穿的衣服。朱克靖指名要张茜去借陈毅穿的那套。

    随着一声“报告！”和紧接着里面传出的“进来！”张茜便来到了陈毅面前。

    陈毅一见进来的是张茜，心中大喜，忙吩咐警卫员倒茶，自己则亲自让坐。陈毅以为是朱克靖做了工作才使张茜上门来，正在满心喜欢，不料张茜那硬梆梆的话已传来了：“首长，我们今晚要演出，想向你借一套衣服，可以吗？”

　　“借衣服，那还不容易！要什么样的？我身上这一套可以吗？”

    “行。”

    “那好，现在就脱下给你。”说完，陈毅脱下了身上的外衣交给张茜。

　　张茜接过陈毅换下的衣服，说了一句“谢谢首长”，敬礼之后匆匆离去。此时陈毅明白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早已对张茜有了好感。忽然他想起那上衣口袋里装着的“秘密”：他新写了一首思念张茜的诗，放在口袋里，借衣服给张茜时忘了取出。陈毅急得象热窝上的蚂蚁，怕出了“洋相”，又怕伤了张茜的感情，几次想叫警卫员去追回那套衣服，终于因怕造成误会而没有说出口。

    张茜拿着陈毅的衣服回到团里后，发现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心中一惊，担心是将什么文件带出来了，便匆忙掏出来，一看却是一首诗，上端写着《赞春兰》，下面四句是：　　　　　　　　　　　　　　　 　陈毅与张茜在苏南水西村

　　　　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

　　　　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张茜手捧诗稿一遍一遍地读着。读着读着，她猛然感觉到：生平能得到如此真挚的爱情，难道还不该知足吗？难得他惠赠我这么深情的诗篇，只怕受之有愧啊。

　　陈毅万万没有想到，这首使他急得不得了的诗，竟使张茜对他的态度大为转变，成了他们的“定情之物”。

　　第二天，张茜去还衣服了。她进门后既不称陈毅为司令员，也不称首长，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把衣服送还给你。”陈毅明显地感到，她的态度变了。

    陈毅看了她一眼，只“哦！”了一声，便迫不急待地去摸那衣袋里的纸条。还好，没丢。陈毅的一举一动，张茜都看在眼里。她内心暗暗发笑，但仍若无事地不动声色。

    衣服还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张茜慢慢转过身，用很轻且很温柔的声音说了句：“我走了。”便默默地往门外走去。陈毅猛然发觉，今天的张茜与昨天的张茜不同了。啊！是的，她变了！他赶忙一个箭步跨出门外，亲昵地唤了一声：“春兰”！

    这是陈毅第一次这样称呼她。张茜连忙回过头来，微笑着应了一声：“嗯！”眼睛注视着陈毅。

    陈毅赶紧走上前去，用双手把张茜的手握到自己胸前，深情地说：“今晚有空吗？”

    “嗯！”张茜又应了一声。面红耳赤。

    当晚，陈毅和张茜约会了。就是那次约会后不久的1940年1月，39岁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与18岁的湖北姑娘结婚了。

当年4月，张茜和王于耕又重逢在溧阳县的水西村。张茜领王于耕到她住地的附近，又是一次悠悠絮絮的长谈。张茜微笑着告诉她的朋友，她已同陈毅结为“生死之交”。她又说到了“忘年交”。王于耕也微笑着告诉她，日久天长，会证明你做了正确的选择。王为她走上人生的新阶段衷心高兴。

此后,这对夫妻相濡以沫,牵手走过了32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