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当当网上买了两本书，《左手论语，右手算盘》和《从中国古籍中获取不可思议的力量》，一趟飞机一本，很快就读完了。两本书的内容都很简单，很浅显，还不如于丹在“百家讲坛”普及《论语》讲的有意思。但是，这两本前后差了100年的书，都是日本商界的老大级人物所撰写，表达的都是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感受和体会。

日本，一个弹丸小国，从明治维新开始，区区几十年，居然能够灭了巨兽般的大清国海军，成为世界前列的强国。即便经过二战的摧毁（害人害己），仍能快速再度崛起，现在无论是经济还是技术都是世界强国，至于政治和军事的崛起，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为什么呢？

关键在于：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他们所说的“和魂”。他们的民族精神从哪里来？中国文化！

而我们从1644年以来，尤其1919年5·4以来，遭到摧残最严重的是什么？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其根基，就是5000年的中国文化特别是2500年来的儒家文化！

天时浩荡，中华复兴，大国崛起，必由文化！

 

以下内容转载自新浪博主孔祥健林的博客。谢谢孔兄！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ba6b10100gn5p.html?tj=1

  

感恩节来到了，与日本孔子庙的石川教授交谈起来，为什么中国没有感恩节？石川教授讲，中国应该跟我们一起将今天定为对孔子的感恩节，对大和民族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当属中国的儒家思想，给日本带来繁荣富强的应首数孔子，因为德川家康就是以孔子的思想统治一切，让日本江户时代度过二百年繁荣稳定的岁月，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亚洲的强国。所以说，孔子是日本大和民族富强的救世主。

记起我的好友、中国通的日本民主党前经济委员长说得好：东方红，太阳起，亚洲出了个孔夫子，他为人民搞教育，呼尔嗨哟，他是百姓的好导师。东方晓，孔子笑，他为东亚谋正道，忽而嗨哟，他是中日好领导。东方亮，儒教旺，他为日本指富强，忽而嗨哟，救星孔子放光芒！

日本大儒商、软银金融大学的北尾校长在前不久的开学典礼上致辞：孔教儒学是日本人安身立命、走向繁荣的发动机。孔子对日本的影响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日本儒教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国、家、人是道德的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推崇和恭宽敏慧，特别是三纲五常，让人们加强教育并忠诚可信，以此来推广现代科学与进步。所以讲，日本人都是孔教徒。

从上所述，日本精神的儒教层是日本今天成功的基础，为温故而知新，我来叙述:孔子的影响与日本人的成功。

说起儒家思想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当时，日本开始与中国交往，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访问中国。“遣唐使”的重要使命就是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

随“遣唐使”前往中国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以日本人特有的勤奋精神，像蜜蜂在百花丛中采蜜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学成回到日本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致力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精华，成为儒家思想的出色传播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迅速在大和民族中扎下了根。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儒教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教育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各类学校，大都以孔子的《论语》作为主要教材。

从源赖朝建镰仓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日本一直是武士统治的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统治者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要求国民“为主尽忠”，死而后已，尚武勇，寡人欲，重廉耻，守纪律。这种武士道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理论支柱的。孔子思想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也成了日本民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随着儒教教育的不断发展，日本各地的学校大多也以儒教教育为中心，并把《三注》、《四书》、《五经》、《列传》列入官方规定的教科书，其他书籍不得作为授课的内容。

到了江户时代，幕府正式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普及儒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儒教在日本进入了全盛时期。德川幕府制定了将军、大将、士、农、工、商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层人士对自己的主子必须无限忠诚、绝对服从。

德川家康把中国南宋时期朱熹创建的儒教新体系引入日本，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大量出版、发行《论语》、《周易》等书籍，并且录用了大批的儒学者，特别是重用了当时著名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室鸠巢等。德川幕府不仅在学术和教化上，而且在政务上都要征求、尊重、采纳这些儒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直至女子教育、幼儿教育，都是清一色的儒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封建体制瓦解了，儒教也首当其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追上西欧各国，积极引进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近代管理经验。但是日本政府在短暂的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要巩固新体制，光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征服人心，解决人心散乱的问题。而征服人心的最有效的武器，当属国民崇尚的儒家思想。

因此，新政府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引入新体制中，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就利用孔子所倡导的“忠”、“孝”等观念来控制国民的思想。

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三条政策：其一，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其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其三，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这样，儒家思想再次走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中。

那么，日本商人究竟从中国的儒教中受到了那些影响呢？

首先是把“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极力倡导“中庸之道”，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劝诫人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政府推行孔子思想的要旨就是，培育民众的“和为贵”的思想，从而增强国家和团体的凝聚力和黏合力。日本商人把这些儒家思想导入企业管理领域，使之与日本民族高度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管理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而日本的商人，则把“和为贵”的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

 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余的时间，举办以厂为单位的职员联谊会或组织职员集体旅行，其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让员工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建立感情，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从而在整个公司中逐步形成一种亲密感、认同感和一种“和”的氛围  。这和欧美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欧美人认为，每天都在一起上班，天天见面，没有必要再浪费个人时间去喝酒联谊，集体旅行。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种联谊和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老板意识到，这种集体活动是培养员工的亲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广大员工则认为，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是员工的光荣和职责，谁如果不参加，不但会遭到同事的冷眼，而且在家庭中也会受到亲属的责怪。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界相当重视企业内部的“和”，煞费苦心地维持企业内部亲密和谐的氛围。日本人不能容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缺乏集体精神的必然结果是自私自利。可以说，日本企业中没有个人主义和激烈的内部对立，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是日本企业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而联谊会和集体旅行则是培育这种共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日本商人极力倡导老板与员工结成相依相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它对内可以化解各种矛盾，增进团结，对外则有利于培育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日本发展成为现在的经济大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是把孔子的“礼治”、“德治”作为企业的管理圣经。

所谓“礼治”和“德治”，是指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而是以“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就是说，把礼义、道德放在办好企业的第一位，依靠礼义、道德教育使企业、机构变得办事高效率且员工充满活力。

日本商人十分重视这种“礼治”和“德治”。他们首先要求企业的员工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重道德品质方面的考核，并从他们进厂的那天起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重用时，更是把道德素养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相对而言，欧美企业是“重才不重德”，选拔人才侧重于才能，不太注重道德品质，对员工的道德素养的教育开发就更不关心了，认为这是员工个人的私事。

再次是把孔子的《论语》作为企业的经营指南。

《论语》一书主要是阐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为人之道，但日本商人也从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经济管理的论述，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他们把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借着民众能够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利，你不就是给人恩惠而不需破费吗？选择可以役使民众的事情和时机来役使人民，还有谁会抱怨呢？

日本的许多著名的商人都把《论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把它当成为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指南。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的好友、原日航的会长伊藤淳二认为，《论语》不仅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谋略经典。他曽向我讲述：“我初次接触到《论语》大约是在1950年，我总是通过《论语》的启迪，找到了如何行动、如何待人接物的答案。从年轻到现在，我总是有一种任何事情都尽力达到了最好结果的满足感。”“与其为无论怎样后悔也无法挽回的过失而叹息，不如多想想今天和明天应该怎样去生活。因为我只能看着前方走完我的一生，所以可以说我是带着《论语》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的。”

北尾吉孝总把这句当座右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是从《大学》的《商汤盘铭》一文中摘录的，其意思是说：如果真能让日子从头来过，那么每一天都会是新的。北尾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把节约的钱都捐献给残疾儿童财团。正因为如此，左手《论语》右手算盘的北尾在日本商界具有极高的威望。

明治维新之后，真正实践了《论语》，把人生与经商并重，把古典的儒家思想和近代西欧的管理理念结合起来的最优秀的商人当数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与日本近代经济一道崛起的实业界巨头，同时还是日本商界的精神导师。他一生致力于探索近代日本的行商理念，被誉为日本近代杰出的“儒商”。

1873年，他在日本开设了第一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随后建立了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日本邮船、东京纺织、王子造纸、札幌啤酒、日本水泥、石川岛播磨重工业、东京煤气、帝国饭店等近500家公司，并且都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代表公司。他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日本“空前绝后”的创业家。

涩泽荣一还在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开始向他灌输他当时尚不能明白其含义的《论语》，后来又跟他的表哥学习《四书》、《五经》。22岁那年，他到江户求学。毕业后曾作为幕府使团的成员到欧洲考察学习，亲眼目睹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近代的工业，深切感受到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必要性，因此决心要经商办企业，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官尊民卑”、“重官轻商”的社会，经商挣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是低层次的人才干的职业。为了转变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涩泽荣一就从当时社会所崇尚的儒家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

他从《论语·里仁篇》里找到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的论述，又从《论语·述而篇》里发现了“富而可求也，虽执鞭士，吾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等章句。他认为，前一句的意思是说，财富与地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后一句则是说，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到手的话，即使是执鞭之类的下贱差事，我也去干；如果不可求，我还是干我所喜欢的事吧。

涩泽荣一从这些教导中领悟到，即使是闻名天下的孔子也不反对人们经商赚钱，追求名利富贵，孔子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不义而富且贵”的人和事。因此，经商办企业，追求正当的利润并不是违反道德的事。

他知道，要振兴日本的经济，光靠自己单枪匹马地干是不能奏效的，必须转变“重官轻商”的世俗观念和“经商赚钱总是不道德的”的偏见，让民众了解，经商办企业，获得正当的利润，并非一种不道德的事，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与自己一起干。于是，他把这些观点写进了其代表作《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广泛地进行宣传。

他写道：“关于现在的道德，孔子的弟子们所记述的《论语》这部书是最重要的。这部书也许几乎人人都在读。与这部《论语》相对的，还有个叫做算盘的东西。这两者是距离十分遥远和彼此不协调的东西。但我总是用《论语》来指挥算盘，用正当的手段来获得合法的利润，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我始终认为《论语》与算盘是虽远犹近、相辅相成的东西。”

涩泽荣一进一步论述说：“如果要问获得财富根本要靠什么的话，那应该是仁义道德，否则，所创造的财富，就不能够保持长久。我认为，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相背离的《论语》与算盘一致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标。”

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涩泽荣一确实始终把《论语》作为行动的指南，把《论语》和“算盘”有机地统一起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步一步地登上事业的顶峰，最终成为日本商界的领头人。

涩泽荣一一生都坚持以“仁”、“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总是尽自己所能，无私地帮助别人，成为日本商界众口皆碑的助人为乐的楷模。不少日本著名大公司的创始人都曾得到他的慷慨资助。如浅野水泥的创始人浅野总一郎、三井物产的创始人益田孝、大仓财阀的大仓八郎、古河财阀的古河士兵卫等。他们在谈及涩泽荣一之时，都赞颂不已，钦佩有加，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益田孝曾这样谈起涩泽荣一：“他实在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一旦帮助人总要一直帮到底。如果有人求见，不论是谁，他都予以接见，并向前来请教的人耐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有时对同一个问题，他会重复三遍。谈完之后，他还会把你送到门口，把刚才的事再重复一遍，并且给你许多提醒，真是细致极了！”

我尊敬的住友生命会长生前帮我出版了中英日三国《论语》，他也曾这样评价过涩泽荣一：“我这样想，像涩泽先生那样的智者并不稀奇——这样说也许有些失礼，今后也许还会出现；像涩泽那样的勇者也大有人在。但像涩泽那样的仁者，以前是没有的，而且今后也不那么容易产生吧。许许多多的人围聚在涩泽先生的周围，有许多人是因为仰慕他的品德，也有人是羡慕他的财富，这样的人也许不少。但最终人们都渐渐地明白了，涩泽先生的一切都来自于‘仁’的力量。”

涩泽先生是在明治时代改革封建制度、日本迈入近代化轨道时，日本产业界、经济界的伟大领袖。不仅如此，这以后，从大正到昭和初期这一段漫长的时期，他作为代表日本财界的巨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涩泽先生认为‘经济’和‘道德’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要使经济发展顺利，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确立‘仁义道德’。他的‘论语算盘相济说’和孔子思想一起，直到现在，对于置身商界的日本人，还是永远忘不了的座右铭。不知道在超越无数挫折、困难时，它是怎样给了日本人那么多的勇气和力量！”

曾任清水建设社长的吉野照藏，也曾经在《青渊》杂志上撰文称颂涩泽荣一。他说：“信奉《论语》的青渊翁（指涩泽荣一）向我们公司展示的经营理论是：财富必须是从正道上获得的，把《论语》作为经营算盘的基础。”“青渊老先生去世已经50年了，曾被他亲切教诲过的人也都不在公司里了，但是从先生那里得到了无法计算的恩情和教导，我们将会把这些刻入社史。这些训诫，作为经营管理的灵魂，今天正被公司继承下来。”

吉野照藏的说法已被历史所证实，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的精神，已被历代的日本商人继承。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日本商人都把《论语》作为经营管理的指南，不少的日本大公司还把《论语》所倡导的“和”、“仁”、“忠”、“义”等思想写入公司的“社训”。

以上的事实告诉我们，《论语》是东方的圣经，孔子是东方的太阳，日本成功的救世主，大和民族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