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结构瓶颈”须先破“利益瓶颈”

                                          鲁宁

上海经济工作会议已结束，本次会议再次把补齐上海民营经济这块短板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与以往相比，有几点小变化：一是参会的民营企业家名额比往年要多一些；二是在市委统战部安排下，有20多位参会的民营企业家参加了小组讨论。这在上海历史上居然还创下一个“首次”。

上海民营经济在长三角在华东五省一市始终位居末位，其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比重多年说不出口。发展民营经济经常被上海拿来当口号喊。每当经济走势不妙，除了喊口号也零散地出台一些应急政策，但每每随着“新地王”一拨拨产生，既拉GDP又“创收”----日子稍稍好过些，“应急”就褪化为“应景”。从领导层在某些场合的讲话到一些不连贯的公开资讯判断，上海民营经济占地区经济总量的比重，在31个省（区、直辖市）中的排名，不大可能超过25名。
 
上海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痛”。民建上海市委提交的一份提案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上海民营企业户数达57万家，比浙江多10万多家，但其创造的GDP仅为1700亿元，只有浙江的1/8，而其注册资金产出率仅为浙江的12.6%。表明上海民营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浙江，也说明上海民营企业总体发展水平极低。而电子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最后不得不移师杭州的故事，也令人唏嘘不已。

明年世博会后，上海经济仍很难乐观。这儿所指的“不够乐观”，还不在于全球经济明年能否走出一波加快复苏的行情来（上海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达到惊人的160%），而在于上海本身的经济结构矛盾很难在一两年中消弭。

事实是，上海经济结构之患已“积重”多年。全球金融危机若暂时不来，依赖筹办世博会带来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以及被高房价所裹挟，上海的经济盘面还能勉强维持光鲜一段日子。而全球金融危机突然来袭，无疑提前引爆了上海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危机”。国际市场不行，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转移产能。外贸出了问题，可以暂时把投机这条长腿进一步拉长一阵子。而假如经济结构本身就如一个慢性病患者体质很虚，下猛药恶补不但无济于事，反倒会吃出更多的并发症。

上海经济结构矛盾经多年积累，目前突出于四个层面：一是先进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尚处于青黄不济状态，摊子很大、产出有限还很不稳定；二是传统制造业的产业近乎完全“空心化”而烂摊子依久；三是生产性中高端现工服务业缺乏服务明确稳定的服务对象；四是“两个中小”建设周期很长，虽已经获得了一些中央政策支持，但要把政策转变为GDP并非易事。以上“四大难题”，究其原因，第一是体制落伍，第二、第三仍然是体制落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以“强政府、弱社会”为荣，当屡次遭到国内舆论的质疑时，反以“国际化大都市有别于一般省区”作为拒绝改革的挡箭牌。
 
由于“强政府”违背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改革方向，导致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市场开放始终滞后于长三角江浙两省，并对上海形成南北两个方向的发展资源的“反向吸附”。而市场开放度不足甚至不肯开放，又导致城市功能开发滞后，对周边的发展资源就缺乏集聚能力，更谈不上真正的辐射与服务。
 
市场开放不足，民营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而难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生态，包括秩序生态、法治生态、和政府服务生态。站在政府的视角，民营经济的“弱小”又导致对国有经济更加依赖，由于国企在竞争性市场领域的低效率系与生俱来，为维持住国有经济，必须对其投放更多的资源，提供更多的倾斜政策，致使市场生态进一步恶化，孽生了无数的反对市场开放、反对降低准入门槛的“既得经济利益团体”，形成恶性循环。相反，倘若民营经济早在上海形成规模，它所带给政府的不仅是GDP、税收和就业岗位，而是民营经济与生俱来的灵活、高效、节俭和快速的市场反应。如真如是，反向倒推，则可倒推出上海经济结构到经济发展生态的另一方生机勃发的新天地。
 
前有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新有国务院数月前颁行的“促小扶小39条”，可环顾全国各省，没有这些政策，南如浙江，民营经济始终一路抢跑；北如江苏，民营经济发展也如火如荼。而有些省市，尽管政策大环境一样，可就是发展不起来，因为“结构调整”本质上系利益调整，是要产生社会阵痛的，譬如减少就业岗位。而民营经济不发展，丢失饭碗者再找工作就很难。这样的“悖论”一旦达到一定程度，上海市政府就下不了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狠心。

上海发展民营经济与破“结构瓶颈”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在于破“利益瓶颈”。未来几年是上海发展调整的关键期，上海若不能痛下决心改变过度依赖国有大企业的局面（具体来说是要向市民和社会让利），不仅破“结构瓶颈”很难，发展民营经济也依然很难。如是，上海很可能将错失又一次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