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提示我们——设立人类法庭的时候到了(12月7日)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幕,近5000名各国记者将前来报道这次会议。而参加会议的各国专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人数将超过1.5万人,192个各国首脑、官员及代表齐聚哥本哈根,大家都在关注面对全球变暖,温室气体减排、节能降耗、环保低碳等等议题,虽然已经有诸如《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之类的成果,但在国与国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并勾心斗角。

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与矛盾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后者指责前者的过快发展造成了气候的恶化。由于在人类社会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与地区,因而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希望以人类发展的名义通过节能减排等环保主张限制其发展速度;发展中国家则反唇相讥,认为气候恶化不是短期造成的,更多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就犯下了罪孽,这个责任是无法回避的。而且环保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与资金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发达国家的人口虽然相对比较少,但所控制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设立总额达270亿英镑的专项基金,以帮助因停止砍伐原始森林而遭到经济损失的发展中国家;欧美各国也曾承诺,建立100亿美元的短期减排基金,帮助配合减排的穷国,但所有这些高姿态的承诺,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一贯高呼“减排”口号,对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连任后削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环保援助计划开支,而各国际组织所设立的专项基金,也因部分发达国家的不积极、不作为,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新京报》

 

如果低碳环保、节能降耗、温室气体减排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将是人类对其他所有生灵的犯罪,是现世对未来子孙的犯罪。甚至南极的企鹅,北极的熊都成为我们所关心的对象,比如威尼斯、马尔代夫等地区是否会在未来继续存在的问题都存在质疑。

如果说盗窃与抢劫是一种犯罪,那么谋杀就是更深的罪孽,那么由于所制订的政策带来部分国家与地区居民的恐慌与生命财产损失,就是罪不容诛了。

这种审判应该是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不是以谁更有钱财谁更有权势为话语权的依托,而是以谁能代表更多的民意为话语权的。

 

当和谐而不是威慑,当和平而不是战争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我们就需要尊重道义与客观规律的选择,对于那些违背者进行约束、审判或者作出裁定。

哥本哈根会议给我们许多警示,本人认为,那不仅是简单的环保主张,更应该共同设立人类法庭。让那些人类共同的罪犯不仅无法饶恕而且无处逃避。

人类法庭需要以尊重生命、尊重未来为原则,必须包括政治、战争、经济、金融、人伦、文化等为主要规范,用来规范政治、经济、娱乐、学术等名人、大机构甚至行业协会、NGO以及执行者。只有凌驾于政权之上,才能对那些为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者作出裁决与审判。道义永远是第一位的,未来永远是值得敬畏的。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行为会让祖先蒙羞,让自己的子孙继续偿还,他才会有所畏惧。先贤孔子都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人无所畏惧就会没有顾忌,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我们共同的知识与记忆中,只有纽伦堡、东京等地方的审判等对“二战”进行过审判与裁决,并对那些战争罪犯进行过惩罚。其他的时候,代表民意的国际法庭都是保持沉默的。

 

金钱制约生活品质,权利制约金钱。所以通常人的追求之路除了安身立命就是对金钱、对舆论控制、对美誉对权利的追求与争夺。

当大家都去追逐并争夺权利,那么谁去规范权利呢?

权利到了恶人手中,或者权利难以受到制约,就会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在维护自己的过程中侵害到别人的利益、财富、自由与生命。

就如 “二战”的那些战犯们,以及美国的前任总统小布什不仅以反恐为名到处掀起战争,更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越是手中握有权利的人,往往越有可能成为罪孽深重的人,因而也就越倾向于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利、金钱、媒体舆论以及专业人士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实在无法逃避,就先大事化小,然后再用金钱来把小事化了。虽然许多时候是有失公允的,但这一直是横行不悖的潜规则。

从人类的道义到自然的规律,违反了就要成为人类公敌、引起公诉的人,不但要用钱来惩罚,而是需要用严刑峻法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为了钱财而犯下的罪行,势必会付出更大的钱财作为惩罚。这就提醒我们自古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议罪银”。这原本是在国库空虚,一些贪官污吏在被法办的时候,通过缴纳罚款或者抄家罚没的方式,使得量刑稍微放松一些。

现在,不管是针对麦当劳还是微软,或者那些国际烟草巨头,动辄数以亿计美元的经济处罚已经司空见惯,同时使用了别人的东西,即使是由于消费者自身问题而导致自己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比如长期吸烟者都习惯于向烟草商提起诉讼,为自己的“损失”寻找天价索赔的可能性。

 

但从本质上看,所谓“议罪银”不过是权利拥有者对财富拥有者的一种变相掠夺,是通过学术与传媒对民意的强奸,是提醒他们时刻记得天外有天,权利永远是财富的老大这一点。

“议罪银”并不是一种社会进步,而是认同金钱的价值,为自己开脱理应受到的惩罚。这就给了人们一种错误的指向,那就是多赚钱来抵消自己的罪行,而罪行是由占有别人的利益所积累起来的。

钱财并不是终极惩罚,更重要的是要让那些罪犯们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自由、暴行、生命甚至是满门甚至灭九族。仅仅用罚钱作为一种最主要的惩罚,就是在大事化了。

社会要回复到美好与和谐,就需要让人感觉自己犯了罪,他的全家都要受到株连,他的后代都抬不起头。对恶人的严刑峻法同样是创造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不能以追求财富的重新分配为最终核心。人需要做善事,做不侵害他人的事,做对别人有益的事。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再去看商品化与产业化,财富攀比作为最为通行的游戏。当成功的标准是以财富积累为核心,那就是在冲击人本性中最为善良的那一点。

由此,我们又回想起中国古代的那些“教条”:“父债子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离地三尺有神灵、敬畏之心是人性的基本构成。只有从这种历史的角度去看,才能以更高的责任感去制订决策,赋予行动更高的理性。

至于那些罪犯,不仅不应该由议罪银而逃脱责任,更理应受到人类法庭的审判,接受其他方式的惩罚。

 

贾春宝

2009127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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