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先生在甘肃的岁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尔泰在那一代人天真欢愉的青春之歌声中在甘肃登场亮相。
一场关于”什么是美”的争论揭开了精英们心灵表演的序幕，也叩开了通往真理的门扉。在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雄踞话语权力高位，甚至已成为冷酷禁令的非对称“对话”态势中，高对“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美?”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也许，一切都可以用年少气盛、“无知”无畏来解释，但他的过分真诚与超凡的直觉的确揭露了貌似堂皇、威仪天下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脆弱，的确表现了个体精神的内在坚执，为在俗流与公意的海洋中浮沉的灵魂敲响了昏夜警钟。他是过分的“无知”！学贯中西，思维灵捷的朱光潜、贺麟、王子野、黄药眠、钱钟书，无一不战战兢兢谦卑虔诚地凭靠意识形态，仰仗权力话语，把自己层层剥光，交出赤贫的灵魂让权力任意揉缩。虽然时过境迁，人们会以“毕竟是书生”这万能的托辞为他们开脱，但我们有权怀疑，剥光是不是更精巧的伪装?袒露是不是更策略的掩饰?权力和公意合谋而成的威压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
高尔泰如此“无知”，只知道信任生命、尊重感觉、肯定个体差异。
他说美是你的感觉，感觉到它，它就存在，感觉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也就是说，“美感是绝对的”，不属从于规范、强制和社会评判。这声音是如此平易近人，但在当时又是多么孤单寂寥，没有共鸣与应和，只有口诛与笔伐。人们把高的观点与吕荧的说法一厢情愿地扯在一起，但“美是主观的惑觉”与“美是观念”真的可以等价齐观吗?吕先生说“美是观念”，其下文才是实质：“观念是对存在的反映”。如此合乎意识形态的表述尚被目为异端，罹受“学术”灾祸，以至不明不白地惨死在清河农场。高尔泰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高尔泰一出场，就真诚地选择了悲剧。他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当然，尤其因为他在“权威”“权力”威压下从不低头，不忏悔，等待他的是戈壁滩、沙漠、赤日、劳动改造、放逐、妻离(亡)子(女)散，家破人亡，厄运像梦魇一般对他紧逼不舍。但他从未悲观，决不自暴自弃，“无边行程望欲迷”，“徘徊千壁向丹青”，他临摹敦煌壁画，研读佛教经典，钟情于正遭灭绝的文化艺术，倾注着对生活的无限激情和无私的爱意。就在这最为艰难的时世，高尔泰开始了对人的主题的血性之思，探索中国艺术发生与衰微的脉络，沉思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的微妙关联。到八二年出版的《论美》一书中大多数篇章就是他在苦难岁月里酿造的精神之芳醇。可惜“天地不与哲人同忧”，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零年，人生中本该最奢侈也最绚烂的岁月就被抛在大漠雄风之中，永绝于蓝天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