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被撤县委书记复出调任财政副局长》消息一传出，便遭到众网友的抨击。中华网论坛十周年的《瓮安县委书记凭空复出，靠的是何方大仙？》；时代中国环球论坛的《官大于法，百姓何日见青天？》；搜狐新闻的《瓮安被撤书记任黔南州财政副局长被指蔑视民意》等等文章，无不指责这一做法的错误。

实际上，问题官员复出瓮安并非首例。早在“彭水诗案”后，制造彭水诗案的原县委书记蓝庆华2006年12月被免职，2007年2月14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县长周伟2007年2月2日当选为该县县委副书记；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并担任该县县长助理；而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将问题官员复出推向了舆论抨击的风口浪尖。

于是，人们纷纷撰文对问题官员复出进行了剖析，有人说这是权力腐败的结果，有人说这是权大于法的表现，也有人说这是在强奸民意等等言论不一而足。然笔者以为，这些言论都有一定的道理，都从不同的侧面道出了问题官员复出的一些原因，但是，这些言论都没有反映出问题官员复出的本质。所以，笔者以为，问题官员复出不仅仅只是“权力腐败”等那么简单，其本质就是执政党在设置制度时，就已埋下了“漏洞”，而这些“漏洞”也便成了日后问题官员复出的“暗道”。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对官员问责不分“政治”、“经济”。

国家对官员实行问责，应该是个好事，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对官员的这种问责是不分类的。比如，彭水诗案、瓮安事件与安全事故、污染事件等，在对官员问责上是否要进行分类呢，是否要分成“政治类”和“经济类”或者别的什么类？按理说应该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问责制没有分类。凡是要问责的官员都一样对待，在行政上都是降级降职，或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党纪上都是警告、记过或更高级别的处分。

试想，如果将彭水诗案和瓮安事件划归为政治类，安全事故、污染事件划归为经济类，那么，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责，在对官员的问责上就会不同，就会有所区别了。

为何如此说呢？笔者以为，在彭水诗案和瓮安事件上犯错的官员，是因为他们的执政能力差。他们这种差劲的执政能力，又是因他们长期曲解党的宗旨而形成的，与党的执政为民的理念是相违背的。换句话说，执政党的官员如果都像他们这样，那么，对党来说就有亡党的危险。相反，安全事故、污染事件类的责任，实际上是因为官员工作不重视，或者缺少责任心所致，对负有这类责任官员的问责，能与彭水诗案类官员的问责相同吗？而事实呢，国家的问责是一样的，是不区分官员责任类别的。

所以，对政治类问题官员的复出，人民群众的反响是很大的，质疑声当然也就响彻云霄了。

大家知道，当官员被问责后，一般都是规定一年内不能提升、评先、调级调职等。而一年后，这些官员又一切都正常了。该官复原职的就官复原职，该异地重用的就异地重用。因为，这些被问责的官员，虽然是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党的官员，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国有句古话：“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说的就是要给问责的官员有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所以，作为官员，他们就是被问责了，一年后也一样有重用的机会。然就是因为党纪上有这一规定，在人们的眼里，被问责的官员时间不长又在异地重用了。这一现象的发生，给人的感觉就是，问责官员像个“不倒翁”。毫无疑问，也就引来了一片的质疑声。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年的问责期，既是制度的漏洞，也给问责官员以空子可钻。

     由此可见，要想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问题，就必须对问责制进行修改，不仅要区分问责的类别，而且对那些影响大，情节恶劣的事件，问责期限要延长，或者让问责官员退居二线，永不重用。

 

 

 

http://news.qq.com/a/20090325/0013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