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之一
唐正鹏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
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
君知否？乱鸦啼后，归梦浓于酒。
——点绛唇·新月娟娟
这是北宋末期多年寓居颍昌(今河南许昌)的落拓文人苏过现存两首词作中的一首。读罢此词，让人明确而细致地感觉到，词作者被一缕缕斩不断、理更乱的愁思缠绕着、折磨着；这种全然溶溢于愁苦、忧愤和无可奈何之中的寒夜、静江、高山、北斗以及聒噪于寒林的乱鸦之声，足以使人的内心因这种无边的凄恻悲凉而隐隐作痛；似乎在那早已烟消云散的北宋时空里看到，词作者在“酒醒人散得愁多”这样的境况里，如一只无枝可依的孤鸿在寒秋的凄风冷雨和漫漫长夜中长长哀嚎，声声嘶唳。这一曲悲歌，这一声哀叹，虽已穿越了千年时空，却仍萦绕耳畔，余音袅袅！
苏过为苏轼第三子，生于公元1072年（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卒于公元1123年（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字叔党，晚号斜川居士，享年仅五十有二。他一生仕途蹇塞，穷愁悲戚，就连所著十二卷《斜川集》也因靖康之难散失大半。《宋史》中仅有201个字的简略记载，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其生平事迹和诗文著述鲜为人知。但细读《斜川集》之诗文，究考与其相关的史料，虽一生蹭蹬，默而无闻，然明显可以看出其学问和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师承祖父苏洵、父亲苏轼、叔父苏辙，且与北宋时期的晏殊、欧阳修等大家丝牵绳联，不愧为继“唐宋八大家三苏之后苏门子弟中最承家风者。”
治学勤勉，玉树早慧。苏过诗文歌赋、琴棋书画不仅在苏门子弟中独树一帜，而且其作品在当时也早有流传，故常被人誉之以“小坡”。苏过之所以早年成才，缘于他勤奋苦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即便是在侍父海南那种十分艰苦的环境里，也不忘读书为文，达到了“寝食之余，百不知管”（苏轼语）的地步，期间，由于书简奇缺，秉檠借抄《唐书》、《汉书》两部。对此，其父苏轼曾以“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赞之。苏过的求学精神和学业成就也得到了叔父苏辙的高度评价：“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宋史·列传第九十七》）。苏过的学问广涉经、史、佛、老，以其扎实的文学功底赋诗属文，在宋代的文学殿堂里崭漏头角，玉树早慧。尽管他当时正处元祐党禁时期，“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备受当时文人所赞颂。
妙契亲心，深得父传。苏轼的一生坎坷多艰，仕途陟沉不定，命运曲折多乖。然而其学问则以兼融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之精髓，而成为成就极高的文学天才、全才和巨匠。虽然他至老不忘仕途，却总能在困境甚至绝境里，以“儒道消长”、“兼容佛老”的文化价值观念审势度势，“游于物表之外”，达到一种“因缘自适”的旷达境界。并且以这样的文化价值观濡染和教育苏过，乃至影响着整个宋代文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苏过自小成长于父亲身边，且自二十二岁起，便一直陪伴父亲辗转英州、惠州、濂州、永州、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贬所，直到父亲去世。期间，他不仅与父亲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患难与共，且在领受父亲教诲下秉烛夜读，苦中求乐，励志修身，参悟父亲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创作思想奥妙，并付诸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他虽长期身居窘境，却能以“长生有道因辞笼，造物无私独与谦。从此轩裳真敝屣，世间出世固难兼”（《大人生日》其二）为处世态度，从而不为功名所羁，不为穷愁所困，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因此，宋代以后文人读其诗文，赞誉苏过“翰墨文章能出其家”，“小坡绰有父风”。
文采风致，不减其父。关于苏过的文学成就，宋以后曾有不少的品评。诸如“过文采风致，不减其父”，“过书画亦不逊，咄咄有逼翁之势”等。足见苏过的诗词文章已经引起了历代文人的关注。读完《斜川集》后，首先应该肯定苏过的诗词成就。其诗词风格虽不及东坡之隽永秀绝、壮浪超拔，却深得诗法，于摹景状物之中给人以启发和美感，更能管窥其广博的学识，笔者曾在阅读现存《斜川集》时，诗词文章用事据典多大八十多处。其《松风亭词》、《雨中游柳溪》、《秋思》、《次韵叔父咏竹二首》《题郭熙平远图》、《从范从信觅竹》等诗都堪称诗词佳构，尤其是其在北宋绍兴二年（公元1096年）在惠州所作骚体诗《松风亭词》，深得楚辞神韵，意境沉郁忧愤，构思跌宕有致，飘逸处如临其境，凄恻处催人泪下。就连其父苏轼读后也发出了“过子诗似翁”的感叹。苏过所属散文更具其父之“精于思辨”、“活脱灵动”和“舒卷自如”等为文特点，诸如《志隐》、《飓风赋》、《凌云赋》、《萧何论》、《思子台赋》、《论海南黎事书》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古文精品。尤其是在侍父海南期间所作的《志隐》，上宗庄周，下衍苏轼，博采而不芜杂，宏辩而无滞阻，行文行止得宜、跌宕有致。全文力主为人处世“齐物”、“旷达”，读后使人受益匪浅。
“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范仲淹一语破的。文人胸中之情怀和自身之境遇与其文化审美情趣的形成，乃至作品的格调风致密切相关。苏过因受父辈的牵连，尽管他诗文见长于同时代的文人，胸怀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然始终“惜其遭党禁，未获大用于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大多消长于北宋末期新旧两党相互倾陷，最后以旧党失败而带来的“元祐党禁”之中。较之宋代大多数文人骚客，苏过没有斗草阶前的含羞相见，更无湔裙曲水的微笑相遇；没有琵琶弦上的诉说相似，更无哀筝一曲中的幽恨暗传等销魂时光，他只有惶然惊恐、穷愁窘困、黯然失意、凄恻迷茫和徘徊彷徨相伴的一生落拓。正因为苏过身处这样的境遇，所以在他现存的208首诗词和近30篇文章中，“哀怨”、“愁苦”之味无处不有，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哀愁忧患为审美对象且富有悲剧色彩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着后世文人，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的典型代表。
哀仕途之滞阻，困生理之拮拙，此一忧也。苏过一生基本上不离父亲苏轼左右，年幼随父读书求知，进入青年时代以后，常为父亲检书摘典，20岁娶同乡北宋朝承事郎范百嘉之孙女为妻，21岁时做过一次“恩授承务郎”，两年后，其父苏轼因有“讥讪神宗之嫌”贬官英州，此后一贬再贬，一蹶不振，期间苏过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1101年遇赦才与父亲从海南北归常州。是年他已年近而立。回到内地以后的苏过，本想一展高志，为国效力，然而天绝人事，不仅父亲在北归当年病逝于常州，且因当朝奸臣蔡京、蔡卞先后升任左右仆谢和枢密院事，于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至崇宁四年，籍元祐党人名单榜于朝堂之上，除驱逐、贬降、编管元祐旧臣之外，规定这些旧臣其子弟永“不得到阙”。尤其是荒淫昏聩的皇帝赵佶亲书党人名单勒石为碑，“一刻石于端礼门，再刻石于诸州，三刻石于文德殿门”，蔡京更是自书以皇帝诏令颁于天下，苏轼、苏辙以及苏门子弟及弟子首当其列。苏过也就自然失去了出仕做官的机会，只能在葬父之地郏城（即今河南郏县）卜居，在悲戚穷窘的环境里艰难度日。1112年以后，虽两次出任“太原府监税”和“郾城县令”，却均以“法令罢”官，两次在任时间不足七年，直到52岁才“通判中山府”（今河北定州），殊不知尚未到任所，便暴病卒于道途之中，结束了他悲剧式一生。面对这样的窘境，诗人每每将人生不幸，家境穷困发于毫端：“我生三十年，忧患恰半生……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送伯达兄赴嘉禾》）；“谁怜荜门士，破壁穿飞屑。捉襟时见肘，纳履指屡决。饥吟数更鼓，坐叹生理拙”（《小雪》）；“青衫尘土百僚低，忍饥不解安田园。壮心消尽忧患在，乞怜何处异丘墦”（《送粹公保德通守还朝》）……最后，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人生能换几星霜，我非石心与木肠。乾愁漫解只自慰，消长只系吾形藏”（《次韵承之重九》）。每读至此，诗人穷苦悲戚之状似乎历历在目，可谓字惨句凄，催人泪下！
患时局之苍黄，忧民生之多艰，此二忧也。读罢《宋史》，掩卷思之，历时三百年多年的赵宋王朝，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中兴”，然总的来看，实在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苏过所处时期莫不如此：皇帝的昏聩无能，皇族的淫逸奢靡，直接导致吏治腐败，佞臣奸邪充斥朝堂官场，为争名逐利而致家国利益于不顾。于是乎，北宋中后期党争派斗愈演愈烈，贤能之士或贬逐编管，或隐居林皋，加之外族入侵，战祸连连。其结果，只能是陷黎庶百姓于焚溺，系国运于一毫。苏过虽然“壮心消尽”却胸怀家国之“忧患”，因此这一切自然也就成了诗人诗文的题材和关照的对象。当他卜居山林，目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两名孤身老媪时，含泪为她们写下了“傍舍孤嫠八十余，背无完絮况裙裾。分衣愧乏庄公惠，纸被聊将慰老臞”和“东邻有病媪，发白垂鹳鹄。拥灶坐无衣，何曾饱脱粟”这两首字字血泪、令人惨不忍读的诗篇，最后发出了“哀我天民穷，寿考非其福”的哀号，并以“同此覆载间，我生良已足”聊以自慰。即便是在官小禄薄的任所，也时常牵挂着终年辛劳却难以饱腹的百姓。当旱灾降临人间之时，他寤寐忧思、寝食难安，最终向天公发出怒吼：“天胡久不雨？我欲讼之天。二麦槁欲死，骄阳犹炙燃。雨师良久晴，风伯殆未悛。天公纵此为，仍使曝我田”（《讼风伯》）。
悲世态之炎凉，叹人心之不古，此三忧也。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于湖州任上，并被打入大牢，除其叔父苏辙抵死上书救兄之外，亲朋好友或避离疏远，或落井下石，就连平日与苏轼交好的沈括也参与了陷害苏轼的行列。此后，在其父子贬官谪居二十多年的日子里，更是门可罗雀、萧疏苍凉。这一切都在苏过的内心深处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倍感世态炎凉的悲戚，人心不古的惊悚。于是，自叹“门前空落雀，巷语纷鴂舌”（《赠王子直》），更借古抒怀“君不见郑崇门前闹如市，此心不碍如秋水。又不见翟公之门空设罗，翻为交情声愠喜”（《题岑氏心远亭》）；悲叹父叔“直言便触天子怒，万里远谪南海滨”（《次大人生日》）、“老人卧箕颍，初非厌簪绂。时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叔父生日》），更加珍惜历尽艰危、万里飘洋过海探亲的舅父王子直与挚诚相交的诗僧参寥子：“南行几万里，亲旧书亦缺。谁知倾盖交，乃胜白头节……火急数相聚，回头君欲别，一榻堂再悬，重来为君设”（《赠王子直》）。并且常常以这份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抚慰心灵的创伤，直面蹇仄和布满陷阱的人生道路。
其实，在整个宋代又何止一个苏过，内心充满矛盾和悲戚苍凉的落魄文人比比皆是：“人生何用读书史，文字未补囊中阙。醉眠多似陶鹏泽，官况贫于郑广文”（苏门弟子张耒），“齑盐度岁每无余，垂橐东归口未糊。”、“漏屋檐生菌，临江树作门。穷多诗有债，愁极酒无功”（陈师道），“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史祖达）……还有王安石深知“豪华尽处功成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的历史规律，倍感“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的悲痛与忧伤。即便是家资富足、学丰才富的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官场失意，生活迁徙不定，家境日趋窘困，也免不了有“身外闲愁空满，眼中欢事常稀”的沮丧和苦闷。他们最终也只能如苏过一般以“高情寓箕颍，绝意登麒麟”聊以自慰，无可奈何地在那个王朝即将崩溃的悲歌声中，为国家民族命运多乖和人生前途渺茫而扼腕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