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论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原文是这样的：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杨伯峻翻译为：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这是讲国君、天子治理国家天下的事，国君、天子要处于最正确的位置上做最正确的事，这样臣属、百姓就会环绕着你，以你为榜样，也立于正确的位置上做正确的事，各人做各人应该做的事，国家天下其不就像宇宙星辰一样井然有序了吗？
“德”在《论语》中共出现38次（依杨伯峻先生统计），大致有四方面含义：其一，指行为，作风，品质。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其二，指恩德。如“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其三，指道德。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其四，单指品德。如“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主要指道德。治理国政强调“德”，并不是孔子的发明，是孔子接续文、武周公思想而来所表述的政治观点，并把这种政治观点在教育里反复强调，对后世的“德治”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回溯到三代时期，“德政”来自于这样一种信仰：
其一，武王灭商，周得天命，使得周人开始重新思考“天命”的问题，以周人的弱小竟然灭了强大的商朝，最后得出“天命靡常”的结论。那么周人何以能得到“天命”，则是“天命靡常，常与善人。”因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德者才能的天下，何为有德？取信于民为有德。故周人从文王起，就非常努力地想取信于民。“德政”由此产生。
其二，华夏文明是在血缘关系的代代相因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氏族部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中，先祖是起着决定性意义的。氏族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其先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一个人的行为代表着整体的部族，不能不慎重。先祖因与上天同心同德而得天命，则后人也要与先祖同心同德才能保有天命。这样就产生了“孝”这一重要的徳目。作为徳目的“孝”要求天子要尽孝于先祖，还要尽孝于上天，其伦常日用中的言行必须符合“孝”的精神。由大宗而小宗，“孝”的精神便延展开来，久而久之，就成了整个民族最重要的徳目。
“孝”作为徳目，最初主要表现在祭天祭祖的仪式上，“祭思敬”正说明祭祀仪式之庄严肃穆，“敬”便成了“孝”最突出的特点。祭天祭祖也便成了“敬”的仪式化。通过内在情感之虔敬与外在仪规之庄严肃穆之整齐划，才能达到与先祖上天的沟通，得到上天的护佑，则内外之“敬”就成了先祖上天识别天子是否与自己同心同德的密码。当然也可以预想，如果得不到先祖上天的认可，不能沟通，天子之意就不能上达先祖天庭，当然得不到先祖上天的护佑，天命也可能得而复失，因此祭祀仪式上主祭与助祭者之诚惶诚恐之心境便很容易理解了。
周天子、周王室对“德”的重视是因为深感天命来之不易，“天命靡常”的命题表达了周人对待天命的理性精神，只有“德治”，才能保有天命之持续永久。此“德”并不神秘，以美为上，能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就是美的，此德之美，是因为于先祖上天同心而同德，人道合于天道。此德充实而不虚华，操之可行，就之可取，则为“美”。
“为政以德”之“德”，只有达到“美”的才能对政事产生影响。要达到“美”的高度，首先要“善”，其次要“信”。至善为美，至信为美，达到善的最高境界者即是“美”，故有“善政”、“美政”之说。至信之意有二：其一，得民心为至信；其二，得先祖上天之信任为至信。合而为一即“天视即我民视，天听即我民听”。取信于先祖上天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得民心，所以，道不远人，道在纶常日用中。只有让老百姓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才能得到先祖上天的认知和护佑。从历史上看，那些强迫臣属、百姓服从，竭力搜刮民脂民膏、不顾百姓死活，还要让百姓为其唱颂歌都很短命。只有敬畏天命，以人为本，言行一致，内外相谐者，才能较长时间保有“天命”。如此“为政以德”之“德”的含义便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