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季刊2008年7/8月号刊登了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题为“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的文章，该文主张美国同中国组成两国集团（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的地位。该文章明确表示，“仅仅把中国放在‘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位置上还不够，如果想要让中国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就必须让她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此论一出即引发全球各界的热烈讨论，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非常多。总体来看，由于政治敏感度过高，以及鉴于平衡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考虑，“G2”机制尚难以实现。

    然而，“G2”释放出来的信号值得重视：首先，对中国地位的认可，认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可中国在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地位，认可中国作为现有体系的建设者而非搅局者的作用，认可将中国纳入全球决策体系乃大势所趋，认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其次，对中国的需要，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议题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需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也需要中国对美国所采取的政策能够容忍和支持。

    然而，仅有G2是远远不够的。尽管“G2”理论也有其很重要的支持者，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哈佛大学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ton）等，但其反对者也很多，既包括一些美国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其理由是美国须考虑欧盟和日本的反对以及美中在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的根本性的差异。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成为G2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还没准备成为G2。鉴于其政治敏感性和美国平衡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需要，“G2”的时机还远未成熟。

    另外，在很多全球性政治军事议题方面，中国选择作领导者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在世界经济的很多重要议题方面同样如此，例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国际金融体制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分别由美欧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中国的能力显然有限；尽管中国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方案设想，但要想改变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难度太大。

    尤其是，美国即使想增强中国的领导权，也不可能抛得开欧盟。弗雷德认为“欧盟当前制度混乱，经常出现两种以上的声音”，从而不适合担任共同的领导者。然而事实上，在越来越多的经济贸易政策领域，欧盟机构的权力是逐步增加的，“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增强。无论现在欧盟是用几种声音说话，在全球重大的经济议题上，绕开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是不现实的。尤其是，不同于美国在WTO中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形象，欧盟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加太国家中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美国需要中国，同样也离不开欧盟。

    总之，G3较之G2更为可行、现实。建立G3的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共同约束美国滥用美元霸权、规避金融危机的需要；二是全球新兴问题需要新的协调机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全球变暖问题，以及区域主义问题；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地位的迫切需要；四完善现有中美、中欧战略对话机制的需要。尤其是，建立中美、中欧双边高层次对话机制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一大创新，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问题，弥合双方分歧。然而，由于所对话的内容更多的是市场准入问题，对中国而言，双边层次并非最佳选择。事实上，多边贸易体制才是讨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最佳平台。尤其是，该机制更多的是讨论双边问题，对全球整体的市场准入的关注不够，不能体现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未能有效地承担全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