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北京”提出的背景和依据
“人文北京”是在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以人为本等新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的促动下提出的首都城市定位和发展方针，旨在克服原先那种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具体表现在：
一味追求GDP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导致严重的资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精神心理危机，经济增长和人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吻合、不同步；
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与百姓的民生要求存在差距，公民权利的落实不到位，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提到；
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城市物质环境的飞速发展对人文精神造成了压制，破坏了优雅、宁静、从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人们感到生活节奏太快，心理极度紧张，甚至身心交瘁，患精神分裂、抑郁症等心理病症的人越来越多，英年早逝、过劳死现象时有发生。物质生活提高了，但是幸福指数没有跟着提高。
这三点概括起来就是没有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体现人文关怀。
什么是“人文”？
1、相对于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
在西方，“人文主义”又译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其最初的含义是以人为本，相对于“神本主义”。西方人文主义发端于对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反抗，强调人的世俗生活权利。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提倡“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把“人文精神”等同于超越尘世、否定世俗的宗教精神，这是和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倡导者的初衷是要借此纠正当下社会畸形的、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但是，这种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不是站在人本立场上的批判，而是站在神本立场上的批判。真正站在人文立场上的批判，应该是用健康的公民文化来引导世俗社会，而不是用宗教精神来灭绝它。“人文精神”首先就是一种健康的世俗精神、世俗文化，这种健康的世俗道德、世俗文化，主要是公民文化，它对于我们建设人文北京乃至人文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今天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精神。
2、相对于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对人的压制和异化，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于人文精神的压制，社会管理乃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数量化、程序化和数字化的倾向。这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
3、相对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人文主义
这也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新的对人的压制和异化力量，一切向钱看，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缺乏责任意识和公共关怀，不为他人着想不为子孙后代着想，不惜一切代价满足自己当下的消费享乐欲望。
如何在首都建设中落实“人文北京”的理念？
1、“人文北京”的理念要求切实落实公民权利和民生关怀
公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个体，公民身份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安全权、信仰和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教育权和最低生活保障权等。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把这些权利概括为三个维度：法律维度，政治维度，社会维度。公民法律权利指的是财产权、人身保护权和平等审判权；政治权利指的是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演变而发展起来的投票权、结社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社会权利指的是失业救济、健康保险和教育供给等方面的权利。（布莱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2007年，第8页）
除了这三大权利之外，后来又出现了其他的公民身份维度，比如帕森斯提出了“文化公民身份”的概念：它是“一种通过教育改革参与特定社会复杂文化的社会权利。”（布莱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第9页），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普及这种权利的重要机构。再比如环境公民身份之说。环境公民身份主要是应对20世纪后期许多重大环境问题而出现的，意指每个人都有免于环境干扰和毒害的权利，比如每个人都有免于二手烟（被动能够吸烟）毒害和邻里噪音干扰的权利。可见公民权利的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社会越是发展，公民权利的内涵越丰富。
在这方面，人文北京建设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实落实上面提到的这些公民权利，由此，要切实加强民主建设，落实民权，保证人人享有基层民主权利，改进政府的工作作风，改善公共服务体系，落实民生关怀，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人享有良好、安全的生活环境。要从就业、社保、住房、交通、教育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入手，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确保民生不断改善。
特别要指出的是，公民权利的落实要体现对底层的关怀，树立平等的价值观，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切实落实外地农民工的权利，建立平等价值观，惩治那些赤露露地蔑视底层、炫耀权贵的炫富广告，尤其是汽车和房地产广告，这些赤露露的炫富广告与“人文北京”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做到这点其实并不容易，首先是我们缺乏公民社会的传统，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对于公民权利到底是什么都认识不清楚；二是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民主制度不健全，公共舆论监督机制不健全。观念的转变还是要建立在制度建设上面。北京在这方面的情况并不理想。《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公共治理指数项目报告》披露，2008年公共指数总得分前七名城市依次是：杭州，上海，长沙，成都，重庆，西安，北京。公共指数的构成：1、公共服务，含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2、公民权利，含财产安全，人身权利和意见表达；3、治理方式，含民主、廉洁、透明度以及公民参会。（《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报告》《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2、“人文北京”的建设要培养公民美德和市民的文明素质
公民文化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培养公民责任、公民义务和公民美德，如果说自由主义公民观的核心是保护公民权利，那么共和主义公民观的核心是强调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走出家庭私人领域，参与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培养公民美德、奉献精神和团结精神，关心共同体和国家的利益，而不只是贪图自己的个人安逸。
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是相互联系的，公民责任的前提是公民权利，没有人愿意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也不存在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这样的好事。比如刚才说到的环境公民权利。环境公民身份理论认为，要想得到这种免于环境毒害的权利，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从人的生命短促和环境资源有限的角度出发，活着的一代人仅仅是大自然的匆匆过客，是大自然资源的暂时使用者，他必须为了人类生命整体和子孙后代的福祉而加倍珍爱地球和自然。公民美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种“尘世永恒”（相对于宗教的“天国永恒”）的观念：我虽然只是这个尘世的匆匆来客，但是我生活的这个尘世却是持久的、永恒的，我要为它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贡献，而不是只图自己今天欲望的满足摧残和糟蹋它。
在今天，公民美德的培养任重道远，公民美德缺乏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影响城市公共生活质量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公共参与精神、公共责任意识（包括对他人、社区、民族国家以及子孙后代的责任）的弱化，犬儒主义、畸形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投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那种虚假、高调、扭曲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宣传曾经欺骗了人们，也败坏了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文革”时期人们把政治参与错误地理解为奉命参加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误解了公民参与的内涵。从现实的角度看，现实中仍然存在民意表达不畅通，公民维权难上加难的现象，存在意识形态宣传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这些都导致人们对公民参与的消极悲观态度，很多人变得对什么都不相信，得过且过，纵欲颓废，从警惕虚假理想导向放弃一切理想，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两者都是公民美德、公民精神的反面。过去，意识形态狂热彻底否定了几乎所有的公民个人权利，并且用盲目追随意识形态取代了公民参与，误解了公民参与的内涵（我们决不能把那种盲目的群众运动误作参与精神的表现）；而今天，极度膨胀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者则对什么也不相信，疯狂地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实际上具有分辨对错的能力，但是却没有实施正义的勇气和相信，他们常常与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社会上到处流行“干预无用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它是对于公民责任和公民美德的极大破坏。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这种畸形的犬儒现实主义和享乐主义彻底丧失了对公共世界的责任意识，不再珍爱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毁坏它、无度地开采和压榨它以便满足自己当下的私欲。
改变这种状况不容易，不能光靠宣传，现在的人很务实，也很警惕宣传，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把流行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实利主义的社会根源铲除掉。从根本上看，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的流行，一则是因为参与不足，感到公共世界不是属于自己的，自己没有参与到公共世界的建设，因此也就没有主人公意识以及相应的责任意识。二则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太虚假，唱高调，没有人相信。这些都是要靠切实改进制度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