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理性地审视儒家文化(上)
唐正鹏
近年来，文化界有两股思潮在悄然兴起，在学术理论上相互辩驳攻汗，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两股思潮是什么呢？一股为坚持弘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潮。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与其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仍有强大生命力。于是乎，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学说重新被搬上讲台，学者们试图通过古往来今的佐证破解这些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经邦济世之“玄机”和修身养性之“至理”。而另一股为否定传统文化思潮。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旧文化”自然就是过时的文化，这种文化只会成为“新文化”发展道路上的羁绊，应该彻底抛弃。因此，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在寻找中国近、现代贫穷落后的原因时，把账就算到了中国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文化”头上，何以至此？理由是儒家学说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拖累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来，孔子连同他的儒家学说就彻底背时了、倒霉了：当今社会，一些人谈“儒”色变之余，对于“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联合早报》更有人撰文，大呼《儒家文化，让“中国创造”阳痿》，在种种“论据”下得出这样惊世骇俗的结论：儒家文化是一种“主子文化”、“奴才文化”、“愚民文化”、“排他文化”！
当然我是支持第一种思潮的。至于顺应第二种思潮那篇《儒家文化，让“中国创造”阳痿》所作出的结论，似乎有那么点“掷地有金石之声”的感觉。然而，我相信，稍稍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细读此文之后，尽管作者在否定儒家文化的观点推出之前，从要看“它的主流”、“把它放在什么时代”、“它所处的情势”等“三条标准”出发，“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一番儒家文化，然作为作者个人的观点、看法倒无可厚非，如要作一种学术观点或者以此达到某种“教化”目的，自然就值得商榷了。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更有它几千年来得以传承和被古今中外人们所接受并成为“经典”的理由。因此，很有必要从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以及消长嬗变等方面入手作一些探究，然后再给出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建设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
说到儒家文化，自然要谈到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及为人们所熟悉的儒家学派重要著作《论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孔子其人和儒家文化产生历史背景。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先祖为宋国贵族，早年丧父，家道衰落后流亡鲁国遂为鲁人。他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20-26岁后先后做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官；27-50岁聚徒讲学二十三年，授徒三千，成名者七十二人；51-55岁出仕鲁国，先后为中都宰、司空、司寇，短期摄相职；56-67岁周游列国；68-73岁 归鲁国，整理文化典籍，删《诗》、《书》，定《礼》、《乐》，编《春秋》。孔子的一生除了短时出仕，终身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儒家学说的创立、传播和发展。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孔子，他为人类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堪称独步古今，其影响极其深远。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各自为政，且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攻伐的时代，更是一个黎庶深处战乱焚溺、生灵涂炭的时代。他十分嫉恨和厌倦那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更对贵族们因私欲泛滥而发生的各种违“礼”行为疾恶如仇。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现状，他提出了以“复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克己复礼”治世理念和政治思想，纳“仁”入“礼”，从“仁”出发，倡导“德治”，至此，标志着儒家文化的滥觞。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文化思想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经帮治世”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孔子及其儒家学派诞生的同时，世界人类文明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世界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期。对此，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在他所著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版）一书中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个命题的大致意思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在地球的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以此为轴心），各种文明都诞生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先知，古印度释迦牟尼始创佛教，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等始创各派学说等。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古往今来人类的生活。奇怪的是，这个“轴心时代”，这些不同地域、不同国度，在当时根本无法交流的先哲们创建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为了解释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雅斯贝尔斯把它归结为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也就是说人类开始用理智和道德来面对世界，实现了人类对自身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可见，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诞生是历史之必然，也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进步之结果。
儒家文化为何历经二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仍然被人们捧为“经典”呢？纵观儒家学派的发展历史和所传承下来的典籍经纬，就不难发现：儒家文化既是“终极关怀的觉醒”，用“理智和道德面对世界”的文化，也是一种关注和探讨人类共同而永恒的话题——“人生”问题的人文文化。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理性的“用世”文化，也是一种关注人类内在情感的“艺术”文化。作为“用世”文化，在个人层面，儒家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君子”个体发展和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无疑为当时乃至后世的人们发展自身、完善自身找到了精神动力和努力的方向；在社会管理层面，孔子倡导一种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的“德治”理念。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无论是那种形态，也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阶段，要实现稳定和发展，统治者也好，管理者也罢，必然要有一种适应于规范当时社会成员，并有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秩序”，才能坐稳“江山”，而社会成员也只有遵守这种“秩序”，才能适应社会，为社会所接纳。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与其说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政治伦理”的更替，不如说是社会“秩序”的变更。因此，摒弃儒家学说中那些过时的和落后的“用世”内容，其倡导的个人发展目标和社会管理“秩序”理念，对于后世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艺术”文化，除了孔子的语言表达艺术高超精美之外，他是世界上最早主张内容“善”和形式“美”统一这一文学审美观点的人。他认为，文学艺术在内容上要在符合崇高的“政治伦理”要求的前提下，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正如他在《论语·雍 也》篇中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孔子“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观点愈加鲜明，他所倡导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学思想，更是他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学发展史道路上的“导夫先路”者。就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文学艺术价值而言，他始终围绕“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两个主题来关照人类情感，直奔人生的幸福观、苦乐观等敏感而又重大的命题，并得到普遍认同。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杀。内中艺术的古董尤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这正是儒家几千年来得以流传，并一直被人们捧为“经典”的缘故。
儒家文化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和沉淀，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化而为自身固有的特点。首先，儒家文化是以“和”为特质，这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上了“和 ”的烙印，而且成为世界和谐文化的滥觞。说到儒家的“礼”与“仁”，国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大家熟知的、不愿意再听的“老调调”了。其实不然，内中不仅蕴含丰富的文化含义，而且也是理解和掌握儒家文化精髓的切入点。孔子崇尚“礼”，同时也提倡“仁”，“仁”是他的独创。他立“教”、立“学”的基本思路是：复“礼”是为“仁”的方法和手段，为“仁”又是复“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也就是这个意思。可见“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那么，什么是“仁”呢？《中庸》一书中说：“仁者，人也。”《礼记》郑注释为“相人偶”之意。古语有云：“‘相人偶’者，谐和耦俱，彼此亲密之辞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与人相处，要亲密融洽。孔子在坚持这层基本义的基础上，对不同的问“仁” 者，在《论语·颜渊》篇中作出了种种不同的回答和解释。一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仁”为“克己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恢复“周礼”，遵从“周礼”，才能实现“天下大治”；二是从为人处世的角度，“仁”为“爱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爱人”，就无法与别人和谐相处。三是从出仕为官的角度，“仁”是“忠恕”。“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那种只顾个人好恶，而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个人主义”，他倡导的是一种与“社群主义”并非矛盾的“人格主义”，并企望建立一个以“礼”为最高标准和最高原则的古代“和谐社会”。孔子对“仁”的三种阐释，其要义在于“爱人”，显然带有和谐文化的特征，这应该是孔子儒家文化思想进步的一个方面。其次，儒家文化立足现实社会，具有“人本”和“民本”特质。儒家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始终围绕人生，探索人生所必须涉及人格、境界、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并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标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孔子不仅是古代开办私学授徒的第一人，也是首次提出“有教无类”，主张打破社会等级界限，使教育一定程度向黎庶开放，以此"教化"百姓。在人生价值上，他和他的弟子们不但主张一种“修、齐、治、平”的积极用世人生，而且在人格、人性修炼上也提出了许多值得今人深思和参考的观念，诸如孔子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不器”、“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尤其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论，更是儒家文化之精华，体现了这种文化的“民本”特性。再次，儒家文化具有“开放”和“包容”特质。其一，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不仅好学不倦，而且博闻广识，更勤于思考。他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李耳，问乐于苌弘。从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看，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化的吸收、改造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其二，正因为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和”为特质的文化，所以具备了“包容”的文化性格，也就为以后与道、佛等文化长期“ 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