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限薪初迈步——延期支付奖金


  延期支付奖金管用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斯卡平克(Michael Skapinker) 2009-09-21

   

  大约23年前,我为英国《金融时报》写了第一篇有关高管薪酬的文章。起因是对个性张扬的零售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哈尔彭(Ralph Halpern)的采访。在成为英国首位年薪100万英镑的老板后,哈尔彭宣布了一项激励计划——可能的薪酬高达25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

  几年以后,哈尔彭提出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如果公司希望业绩优秀,它们就必须为高管设定考核目标,并在他们完成目标时提供给他们丰厚回报。为了不让制造业和零售业经理人跳槽到银行业,向他们支付高薪是必要之举。如果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高级经理人收入不够高,他们将会投奔美国。

  多年来虽然名称和细节有所变化,但内容仍然一样。公司会宣布一个潜在的巨额薪酬计划,如果一些股东表示反对,公司会说,该计划只是与竞争对手保持一致,然后反对的声音就会销声匿迹,直到下次推出新的薪酬计划。

  如今,我们正处于又一轮薪酬争论中——这次是由银行业奖金引发的。这次有所不同吗?我认为不同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欧美国家愤怒程度的差距有所缩小。欧洲高管经常指出,薪酬高于他们的美国同行表现的更从容。普通美国人不会眼红老板的财富,相反他们会发誓努力工作,让自己成为有钱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人则充满了嫉妒,拼命要把那些成功人士拽到与自己相当的水平。

  这种说法带有一种讽刺性。许多美国人对薪酬不满——看看2003年人们对时任纽约证交所(NYSE)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o)薪酬的不满吧。

  但目前美国似乎和欧洲一样,人们对于高薪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收入最高人群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承认,人们对于薪酬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恰当的”。

  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高管们)获得高薪的主要理由之一已不复存在。为什么高管认为他们应该挣这么多?他们套用欧莱雅(L'Oréal)的广告词说:“因为我们值得拥有。”人才争夺战相当激烈。一分钱一分货。问题在于——这一点目前已经很清楚——公司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货却还是很差。金融危机表明,许多获得高薪的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改革薪酬计划背后的政治动力。最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承诺不会再走回头路,“太多人只是受到速战速决和膨胀的奖金的驱动“。

  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本月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联合签署了一封信函,呼吁限制银行家奖金。这与新工党主要设计师之一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 1998年的讲话形成了对比,他当时表示,“我们完全不在乎人们变得非常富有。”

  关于变化就谈到这里。那么结果会有所不同吗?巨额奖金已在银行业死灰复燃;各国领导人一直很难就如何对待薪酬问题达成共识,萨科齐发现几乎无人对自己限制奖金的提议表示支持。

  然而,一种全球政治共识正在出现,其核心内容是延期支付奖金,以及在公司随后出现问题时收回奖金。

  如果达成上述共识,其影响将超越银行业。在其它行业,公司高管也将很难在公司遇到麻烦时保住奖金。

  延期支付和收回奖金的做法能否坚持下去?上周我在英美商会(British American Business)演讲时,观众席上一名经验丰富的执业律师表示,她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起草奖金收回协议,她怀疑此类协议并不可行。

  企业经营者的确应该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的职位让他们变得相当辛苦,他们要对数千名员工负责,如果出现问题,还可能名声扫地。

  问题在于,高管们已经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财务风险。如果公司出了问题,他们的股份和期权可能会蒙受数百万的损失,但遣散费和养老金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用再工作了。

  这与他们的员工形成了对比,员工会发现自己的固定收益养老金正在消失殆尽。高管薪酬计划具有短期性,正如我们所知,这怂恿一些人拿公司的未来冒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们总会有办法绕开政府的薪酬限制。不过,最近,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那些因薪酬问题而义愤填膺的股东,把该公司薪酬委员会的主席赶下了台。

  其他投资者是否会效仿,或者记者们在20年后是否还会在老生常谈地报道薪酬问题?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