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传统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

　　——再与宋鲁郑学弟相商

　　作者：刘学伟

　　宋鲁郑学弟一直在不停地发表文章，指责西方民主制度实践之不规范。反复谈到西方大国只有美国有比较均衡的三权分立。讲英德日等国实行的内阁制中，人民只能选议员，议会多数党领袖组阁，政府对议会负责，行政权根本就不独立。还曾讲到过瑞士五党长期共同执政，没有反对党和政党轮替。还讲到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与虚伪。还反复论及西方国家人权制度的局限。统而言之，宋学弟基本上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批了一个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了。

　　我很欣赏宋学弟对西方制度之细节有相当多的了解，但我十分遗憾地看到，他对西方制度的实质内涵，并没有明确的把握。举个例子，新加坡有选举，但没有政党轮替。西方传统一般不接受新加坡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体。但是瑞士也没有政党轮替，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会质疑瑞士是一个民主政体呢？瑞士的政治显然有一种精神，与新加坡不一样，是在实质上更符合于西方的政治传统核心精神的。比如五党领袖轮流做总统。

　　西方国家的政体简单地说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法国式的总统制，人民是要直接选举握有实权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另一类是英国、德国、日本式的内阁制，人民只能选举议员，而国家领导人是由议员们在议会中间接选举的。这两种制度中，政府的运作方式，实在是有着相当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有着一种制度精神，因此合并被称作民主政体。

　　再者，在不发达、发展中国家中，现在有一多半也至少在形式上施行这上述两种民主政制中的一种，人民或者在直选着总统，或者在直选着议员。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几乎总是不能像他们所模仿的对象，那些发达国家那样正常地运转，几乎总是会有无计其数的纰漏出现，总而几乎一定会使那个宪政精神受到实质的骟割，从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制。

　　还有就是宋学弟也反复提到的历史上的西方政制，还没有普选，还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财产歧视等等，那它们又是不是民主制度？尤其是那时西方的制度与世界上其它地方施行的其它制度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有没有优劣长短之分？有没有与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更相适应之分？有没有不同的发展前景之分？

　　西方的政治文化与东方或世界其它地方的政治文化的根本的或基本的区别究竟在何处？能够一言以蔽之吗？我觉得这不是民主和不民主的区别。而是集权和不集权的区别。西方政治传统的主流共性，在于对最高政治权力的非神圣化，在于反对一个权力的过度集中，无论这个权力是掌握于一个人、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党的手中。权力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分散的。如果几个人分享，就叫做寡头制。几十个或几百个人分享，就叫做贵族制，几千个几万个人分享，就叫做共和制，当参与分享的人数达到总人口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比重以后，就可以叫民主制。这些所有的有所分享的制度的对立面，就是只有一个权力的集权制。在整个漫长的西方政治文化传承中，堪比东方帝王集权专制者真的是屈指可数。而在东方，不集权的帝王则可以说根本就找不出。这就是东方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区别。人民主权的概念其实比这个对最高权力的非神圣化、然后分割制衡的概念历史要短得多。西方历史上，只有古代的希腊罗马有过直接民主制；而十分晚近的现代，才称得上存在有大范围民众通过选举参与的代议民主制。在这两端的中间，在西方作为主流政体存在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早一些的，统治广大国土的只有王朝，但国王很少集权到与东方类似的程度。迟一些的，治理城市的，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国，都还不民主，（因为参与选举的公民远远不及成年人的半数。）但已经是真正的共和。这个共和的精神与实践，有着悠远的历史与宏大的成就。（比如英国300年的日不落帝国，是在选民范围极受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实现的。）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只是之前的共和制度的扩充与成熟化而已。而中国，不要说民主，（就是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民众集体可以有效参与政治治理。）哪怕是有限的但真实的共和，（就是一个相当数量的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能够有效地分享、共享政治权力、权利的制度。）都还有待我们作出艰巨的努力去争取。我们要打破的就是那“最高政治权力事实上不能被分享”这个关键性的魔咒。对于这个共和传统，国内学者王天成有两篇很好的文章，建议参看。《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再论共和国：一次夜半对话》。在我看，这两篇文章的水平至少比王绍光的那个《民主四讲》高10倍。

　　这个权力分享的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系统中的主神宙斯，完全没有基督教中的上帝-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安拉，佛教的释迦牟尼那样的无上权威。他的兄弟如海神普赛顿，冥王哈德斯，儿女如阿波罗、雅典娜等都分享着他无法统治的权威。这个神话传统在古希腊罗马工商城邦时代得到发扬光大，正式奠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根基。在民主制的城邦中，那个分享权力的范围最大时一直扩大到了一个城邦中的除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之外的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在罗马帝国中，这个分享权力的传统至少一直被元老院所保存，帝王从来没有像东方那样地至高无上。

　　在中世纪，这个分享权力的传统由两个方式传承：在农村，由层层分封的封建制用“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的方式保存。在城市中，则由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的城市共和国保持。

　　在近代，在英国《大宪章》以来，又开创了一个贵族与国王分权的传统。“王权不是无限的”这个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就如同在东方“王权无限”一样根深蒂固。

　　在这长长的历史渊源之后，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和三权分立。宋学弟实在无需去指责英国的内阁制没有三权分立。但是它有民主制度的更根本的实质内容，就是一个为数巨大的人群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分享。

　　如果从历史的这个角度看过去，你应当能够看见，既然一直没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的不同的政党、司法系统、新闻系统和公民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着比东方式社会大得多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能量。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朝廷议政时，皇上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群臣站在下面讨论甚或激烈地争论。最后皇上参考大家的意见，一个人“乾纲独断”。西方国家中世纪时如何廷议，我还得去考察。

　　上面只是陈述事实，从这里开始进行一点效益评价。集中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分享权力的政治制度究竟哪一个更有效？这个问题就如同下雨对庄稼好不好一样，要因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简单地来梳理一下历史。

　　在古代，绝大多数文明都生长于大河流域的一马平川上。当文明成熟时，都结成了一些幅员巨大人口众多的帝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地都是集权制。在那个时代，实在不能设想大型国家中可能施行民主制。事实上，除了古希腊一脉，地球上其它地方的任何文明，从古至今都没有产生过像样的民主意识形态，更别说实际成功运行的政体。

　　这个意识形态只在古希腊发扬光大过。我有一篇文章很仔细地解释过这件事：《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相信宋弟看过这篇文章，其他朋友或可参看。在古代，民主政治必须在独立的工商业发达的小型的城邦国家中才可能产生。而这种民主制的小城邦，在整个地球上，只在地中海东北角的古希腊和罗马地区发展过，（还有腓尼基、迦太基，不细述。）历时在古希腊有约500年，在罗马也有约500年，两者并存了约200年，因此加起来就有约800年。以后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沉寂了差不多1200年之久，直到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的文艺复兴时代，才又开始在波河流域和欧洲其它一些地方，但规模更小的相对独立至少自治的工商业城市中复兴。除了这前后相隔千年，同样都是局限于工商业城邦中的两串民主-共和制度实践，一直到现代工业文明起来之前，地球上的所有其它地区，所有的时代，甚至不分形成的国家之大小，发展之程度，一言以蔽之，没有出现过民主政体，甚至连像样的只在中上层分权的共和制都没有出现过。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我们再来看，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对抗：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种建立在细碎分割的城邦中的民主制，打不过集中统一的大帝国。古希腊城邦被马其顿灭了，罗马共和国也被帝国所取代。而整个欧洲的中世纪，由于在罗马帝国崩解之后，又重新恢复了细碎分割的古老传统，而且回复了小农业的自然经济。失去了工商业的滋养，5-12世纪的战乱不休的欧洲的发展比起当时世界上的其它许多地区，尤其是有汉唐宋元明等巨大繁荣文明的中国相比，实在是落后太多。那被东汉人窦宪打得抱头鼠窜的匈奴人还可以跑到欧洲去耀武扬威就是这种文明发育程度的鲜明例证。不过后来的蒙古人可是把我们东方西方都打败了。

　　简单地说，共和-民主制度，必须依赖城市，依赖工商业，依赖健康茁壮的中产阶级。在出现现代大规模工业文明之前，只能在人口上居于绝对少数的工商业城市能够面对庞大的农村，和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大帝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至少是自治，实在带有偶然性。而在庞大平原上发展的农业文明，在那个时代，只能采取集权制。

　　但这一切，随着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远航而开始根本改观。从此而后就开始了欧洲工业文明征服世界的500年凯歌行进。一切不想被灭绝的民族都被迫向西方全方位地学习。那种相隔天远的优劣之分，早已被枪炮所充分证明。何况枪炮后面还有火车轮船汽车，电灯电话无线电……。但是一旦学习进入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情况就远不是那么所向披靡了。

　　我们一定要把现代化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但是经济基础一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长足的进步，上层建筑老不进步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衡诸当代历史，在经济基础没有足够现代化之前，就搞的上层建筑现代化，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先例。反过来，先经济基础现代化，然后再上层建筑现代化，则还可以数得出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台湾。两方面齐步走，也许最好。但是如果不能齐步，那实在经济那一条腿可以先行，而切不可反过来。问题是西方以外的国家，把经济发展到堪比西方的成功实例并不太多。

　　宋弟始终对台湾的民主不分蓝绿进行猛烈的抨击，这在我实在难以认可。台湾的特殊情况在于存在一个比如韩国没有的国家认同问题。如果民进党没有这面旗帜，那它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反对党，台湾的民主政体也就可以发育得正常得多。要打分，台湾的政治也是在及格以上了。台湾至少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和比如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台湾的民主政体也会慢慢地成熟，不至于每况愈下，直至崩解。

　　我的根本论点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农业文明（欧洲中世纪似乎要除外。）中正常运行了几千年的集权式政治体制，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遍发展中，已经正在不可抵挡地失去正当性。工业文明不可抵挡，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同样不可抵挡。这个地球上的政治文明，就只有两个基因：集权和分权。分权的西方政治文化驾驭了迄今为止的工业文明，你能说它是一无是处吗？现代工业文明不可能在集权制下发展成熟，广泛得多的社会阶层的积极主动参与是这种文明真正繁荣的必要条件。你同意我这个结论吗？北京模式有再多的独创性，人们也实在很容易看出，除了源于自己祖宗的传统，有太多来自西方分权政治文化的因素。比如最高权位的非终身制、任期制，比如人权、人民主权观念的传播，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至少名义上的对政府官员的选举权和对施政的审核权。而且这个方向只会日益强化。号称中国制度的根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不是抄自西方的议会制度，还能有其它的渊源吗？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中产阶级大大发展，社会形态由一贯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迅猛演进。集权制之不可能永远昌盛至为明显，扩大权力参与范围，分权制衡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政治发展方向。有没有三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比如企业中不就总经理和董事会两权吗？但那里同样有分权制衡，同样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你该不会主张只要一权吧？中国当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与政府强势大大有关。但政府强势过度也是人所共知的弊病。政治改革的方向能不是对这一点加以更多的约束吗？我并不主张一步到位搞西式民主。但我主张逐步地扩大权力参与范围。我不认为西方现行的制度就是唯一的目标模式。我真的很希望中国能够创出一种综合了东西方制度优点的更好的模式。不用走太快，但要看得见在往前走。我反对的是一步不肯前行，甚至还想倒退。那样矛盾就会越积越深，总有一天就可能出大乱子。我是主张把高压锅上的减压阀的重量逐步减轻，终至一天就可以把它去掉。须知炉内火在烧，锅中水在沸，蒸汽在不停地产生，它需要有地方出去。这是改变不了的客观情势。

　　还想说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确实有一种东方文化所不具备的尊重。在这里的人的确不会感到自己是"子民"，没有任何官员敢说民众“你们顶个屁！”相反地公民常常显得过于强悍。那是过犹不及。当然，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还是精英们在掌权。不过这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那就大不一样了。一边的人民还是可以做不少的主，（这个自己做的主是不是都那么好又当别论。）另一边则是有人在为民做主。他能为民做主而不只为自己做主就谢天谢地了。

　　最后谈几句道德。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对好的要赞，对错的要责。不得已还可以打折扣，说不了十分话就说七分吧。再万不得已还可以闭嘴，但是不可以说昧良心的话。说得对不对又是另一回事。绝不可以两个凡是。（凡是政府的举措就要赞，凡是有关民主就要批。）我以前也看见过你对政府的某些批评或谏言，不过这样的话很遗憾已经久违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永远宏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