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道德的血腥气》，作者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柴静，无意中发现，柴静对于中国法制史还有钻研的热情，也激起了我对她这篇文章的兴趣，比较认真地了一遍。该文与柴静博客上前面的文章，讲到晚清一个名叫沈家本的法学家，他是晚清进士，一生钻研法律，对晚清法律的改革做出很大贡献，号称中华法系最后一人，也被称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人。
柴静在文章中讲到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无夫妇女”的性生活，也就是没有丈夫的妇女，包括未出嫁的和守寡的。按清朝法律规定，“无夫妇女”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有一个罪名叫做“无夫奸”。沈家本建议在新的“刑法”中，将此条罪名删去。柴静的文章中间有一段引用和议论，然后指出，“无夫奸”的罪名没有删去，然后清朝灭亡了。柴静在下一段开首提到：“为什么道德会有这样血腥味？”柴静的这篇文章里，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她自我回答得还不是很清楚，不够全面，所以想替她补充一下。
上述柴静博文里引用的例子，如果要说有“血腥味”，其实不是道德，而是法律。在这个问题上，道德对于“无夫妇女”性生活的要求，无非是主张自我克制，不要随意而行。这样的道德要求，即便放在今天，也是被大部分人认可的。因此，这一道德本身并不具有血腥气。让人感觉有血腥味的，是将道德制度化、强制化的法律。其实，柴静该文中的另一个例子，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柴静的文章说，按照大清律，“父母用暴力伤害你的时候，你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如果你打了你父母，当然，或者你老公，你就得加重刑罚，如果是他们打了你呢，那就要减轻。”我没有查《大清律》，相信柴静的引用和描述是正确的。这条法律关系到“孝”，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孔子的学生曾子以孝闻名。有一次，曾子犯了小错，被他父亲重打后昏倒。曾子醒来后向父亲道歉，还立即以健康活泼的姿态表示自己没有受伤，以便让父亲放心。孔子听说后很生气，甚至不让曾子进门。曾子只好请别人请教孔子。孔子说，人在生气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智。父亲生气暴打儿子就属这种情况，因此，孔子说，父亲如果打得轻，就忍受一下，如果打得重，就应该逃走。否则的话，万一父亲把儿子打成残废，甚至打死，这种“孝”就陷父亲于“不义”。曾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这个关于“孝”的故事，并无多少血腥味，反而充满人情味。当然，如果主张父亲绝对不能打孩子，那是另一个话题。由此我们也能看到，关于孝的道德，本身并不具有血腥味，只有将这一道德变成僵硬的法律，血腥味才会出现。
的确，柴静在该文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在文章最后说：“把道德法律化、强制化，就意味着限制和取消了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的前提——意志自由。道德一旦沾上血腥气，善也就死了。”她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如果把道德法律化、强制化，道德就会沾染上法律的血腥味，从而让人们觉得，连道德本身也是血腥的。我想替柴静补充的是，道德为何会变成法律？在什么情况下，道德才会变成法律？
人类历史从古至今，有一种政权形式，今天还能看到，就是“政教合一”。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并延续了1000年左右，被后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一些新教也同样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例如著名的加尔文教。当今世界个别伊斯兰国家，也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所谓政教合一，就是世俗政权与宗教权力合为一体，因此，宗教形成的道德戒律就等同于法律。举一个例子，在任何民族，偷盗都是不符合道德的行为。但是在伊斯兰教中，宗教规定，对于偷盗的惩罚是把偷盗者的手剁掉。由于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法律与宗教道德融为一体，因此，人们无法区分血腥味究竟来自哪里。的确，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中，由于宗教道德与法律密不可分，因此，道德才具有了无法摆脱的血腥味。这种例子在欧洲历史上比比皆是。
而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截然不同。启蒙运动之前，欧洲人认为，道德只能存在于宗教中。但是，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发现了中国，这才意识到，世界上居然有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借助宗教，却能形成完整、有效的世俗道德体系。启蒙运动之后很多欧洲的思想家，例如康德，都试图建立一个像古代中国一样摆脱宗教的道德体系。中国的这一悠久传统，延伸到新兴的美国，便形成了近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政教分离。这个原则毫无疑问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个别短暂的历史时期，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坚定地施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欧洲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也同样希望建立自己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所以，欧洲历史上对于道德血腥味的种种批判，实际上都是针对欧洲本身，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上有太强烈的政教合一的传统。而这种道德的血腥味，在中国，凭良心说，的确是很少的。柴静的文章中，在讲到沈家本要删去“无夫奸”的条文时，引用了沈家本的一些话。柴静的文章写到：沈的理念清楚得很，就是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该文还引用了沈家本的原话：“不能把礼教放在刑律里头维持就算了事”，“不能把道德与法律规定在一起，就说是维持道德”；“道德的范围宽，法律的范围窄。法律是国家的制裁，道德是生于人心的。所以关于道德的事，法律并包括不住。”我不得不指出，沈家本的这些正确观点，完全是中国传统对于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基本认识。沈家本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描述，是中国几千年一贯的，从孔子那里就能找到根源。
那么，在《大清律》中，为何会把某些道德要求量化成法律规定呢？在中国这样坚决主张政教分离的国家，为何会出现类似政教合一的迹象呢？清世祖顺治为了稳固满族人对汉族的统治，向孔子下跪，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将宋明理学上升到“准宗教”的地位。有些学者称为“儒教”。但是，就严格的学术概念来说，“儒教”的说法并不被人们全部接受，很多学者始终认为，儒学并非“儒教”，儒学离真正的宗教，还有很大的距离。当然，也正是这一点向宗教靠拢的倾向，使得某些道德要求在《大清律》中，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律，因而具有了柴静所说的“血腥味”。柴静的文章提到沈家本所遭遇的道德反对，还有一个外部原因。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有一些人指出，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拥有国家宗教（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主张）。因此，以康有为为代表，一些人在晚清及民国初年便提出，要将儒学变成真正的“儒教”，从而使得中国像西方一样，拥有自己的“国教”，建立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中国政治体系。这一生搬硬套西方传统的观点，曾经流行一时，从而造成对沈家本的压力。因为借助基督教形式将“孔子教”变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就必定要把儒家道德转化为法律。而像沈家本这样真正懂得中国传统的人，是不接受这种做法的。康有为的“儒教”梦，最终没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也说明了儒学从来就不是宗教。
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欧洲人批判欧洲道德血腥味的观点来批判中国传统，实际上是不合适的。欧洲人完全可以从他们政教合一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说，道德都是虚伪的，道德都是吃人的，宗教道德严重妨碍了意志自由，等等。但是，把这些结论简单化地搬到中国，运用到儒学身上，显然会对正确理解儒学造成严重的误解，这种做法将使人们看不到，儒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坚持不懈地反对政教合一，并如何使这一传统成为当今世界共同接受的政治原则。
而且，儒学提倡的道德，从根本上说，是要求人们发自内心，这个效果的实现，靠的是教育和教化，而不是强制性的法律。孔子说，法律只能使人害怕犯罪后的惩罚，但不能让人不产生犯罪的念头。沈家本说“道德的范围宽，法律的范围窄”，就是孔子这一见解的延伸。儒家最高理想境界之一叫做“无讼”，最好大家都无争执，连法律都不需要。当然，这种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儒学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是“息讼”，希望社会各界“戒争止讼”。并且，在此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全世界最具特色的“调解”制度，至今依然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儒学从根本上就不希望走到不得不采用强制性法律的地步。因此，道德具有血腥味，不是中国传统的特征，而是西方政教合一的传统所必然导致的现象。希望我的这个补充能有助于人们理解“道德的血腥气”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