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宏观经济学
有什么样的微观经济学，就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斯密开创的微观经济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均衡和谐的市场经济图画，那里完全竞争是市场的主要特征，资源的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看不见的手”将之自动导向社会利益最大化。与此对应的宏观经济学则是古典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并不存在，亦无必要存在。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是弹性的，经济是稳定的，经济能够自动且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在古典学派看来，供给自动产生需求，因而宏观经济运行不应该存在商业周期，出现供过于求的经济衰退或危机。在政策上，这意味着政府仍然不需要干预经济，或者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说法，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然而，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各国经济史上，危机总是步繁荣的脚踵而至，形成一个又一个经济周期。英国工业革命不久，1788年，英国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即爆发了第一场危机，棉纱价格下跌20%以上，棉纺织厂主纷纷解雇工人，破产事件增加近50%。1792，又一轮经济危机降临，100支棉纱每磅价格从30先令跌至16先令，破产企业数逐月上升，1793年5月达到单月破产209家，其中有负债达100万英镑的最大企业。1797年爆发货币危机，黄金大量外流，居民也争购黄金，国内需求萎缩，棉纺织工业又一次面临打击。1810年，由于拿破伦封锁大陆，英国海外市场缩小，致使物价下跌达40-60%。1816年，危机首次波及重工业，除棉纺织业出口大幅下降外，煤炭和炼铁工业损失惨重，铁价从每吨20英镑下跌至8英镑，大批炼铁炉停火。时隔不久，由于出口市场饱和，1819年危机再次来临，棉纺织工厂破产事件数量超过1815-1816年危机。1825年，由于南美投机破产，英国所有主要工业部门全部陷入危机，危机广泛波及到美国及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马克思认为这是第一场普遍危机。此后，危机间隔时间有所延长，但烈度和波及面却不断扩大，危机持续时间也有所延长，英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震中。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90年，1907年，危机一再爆发，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其中，以1873年危机为转折，美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新震中。一战结束后，德国、日本深陷困境，英国是停滞和相对衰落，而美国则经历了兴旺的20年代，这种极不平衡的局面终于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结束。
从简短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或者是供不应求、过度投资形成繁荣，或者是供过于求、激烈竞争形成萧条，不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而均衡只是暂态，甚至是瞬态。在大萧条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基本上是遵循放任自由市场原则，无为而治。而自由市场理论则对危机现实采取鸵鸟态度，把头埋进沙堆里，视而不见。由于以往的历次危机都能被新的市场、技术进展，以及垄断程度的提高所克服，这种态度似乎还可以被社会所容忍，不至于从经济危机发展成社会和政治危机。然而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却使人们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经济和政治精英们也对自由市场失去自信，一场社会变革的风暴眼看着就要将现存制度席卷而去，这才有凯恩斯主义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同义词，却与微观经济学是反义词。严格地说，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并不是微观经济学的延伸，而是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破产。但是，凯恩斯并不敢完全否定微观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自动和谐”论。相反，凯恩斯只是说，市场经济的自发做用还有缺点，会产生失业，也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只要政府能恰当地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配合，继续让“看不见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就能够保证解决失业问题，熨平商业周期，则市场经济依然是“理想的社会”。
理论的局限必然导致实践的局限。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施“新政”到1937年，美国经济一度温和复苏，失业率下降至1937年的14.7%，但1938年又上升至19.1%。按任何标准看，这种失业率都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幸而从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军火供应商，而且国内参战气氛日浓。军事订单的急增使企业开工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干脆转入战时经济，对物价、工资进行管制，保证原材料优先供应军事生产，从而彻底摆脱了萧条，走向繁荣。在此期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急剧上升，1941年至1945年间国债上升了2100亿美元，达到2590亿美元，是凯恩斯于1934年向罗斯福建议的每年3亿美元赤字的863倍。换言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最终摆脱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二战以后，自由市场信条失去了信誉，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流思想。与此相伴随的，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增长不但迅速，而且平稳，收入分配也比战前公平。经济周期虽然存在，但振幅缩小，衰退期缩短。于是，凯恩斯主义似乎真的克服了市场经济弊端，而保留了其优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所谓“停滞膨胀”现象。凯恩斯主义面临两难困境：降低失业率，引发高通货膨胀率；降低通货膨胀率，引发高失业率。这一事实使萨缪尔森哀叹道：“我们都不像传说中的魔法师那样，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一事实是混合经济（即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的一大污点，也是对我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一大可悲的责难。”[1]
为克服滞胀，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还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但货币主义倾向于取消财政政策，砍掉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根本上削弱其内含的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而供给学派则主张逆向使用财政政策，不是增税，而是减税，以刺激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贫富差距。因此，这两大学派的实质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理性预期学派号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它干脆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宣称政府不能通过系统的经济政策来“愚弄”人民，因而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三个派别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是重申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重申“看不见的手”。因此，与其说是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新的取消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回复到古典学派对市场经济的微观解释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貌似现代的古典实质。毫不奇怪，这种理论最受资本家欢迎，在当今，则最受跨国公司欢迎。当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投资、自由贸易，其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各国政府都得低下它们高贵的头颅，而曾经一度令它们头疼的工会组织则被分割、被瓦解、被打散，工资可以不断被压低，公司利润却可以不断增加。
但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了二十多年后，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不断加速，世界需求不断萎缩。赤字财政和赤字消费维持了世界需求的表面增长，但却以未来需求的更大幅度的下降为代价。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阴影正在逐渐逼近（参见拙作《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存在局限，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质上是取消派，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更具解释力的宏观经济学呢？
这正是我所希望做的。更具解释力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更具解释力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通过对斯密开创的微观经济学的批判，我们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新的真实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揭示出了竞争和市场的真实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形成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当然，仅仅靠逻辑推理还是不够的。逻辑必须与事实相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也应该是经济学前进的不二法门。说到底，新的宏观经济学必须从各国的经济史中来，又放到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去检验，并且具有相应的预见性。仅仅依靠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依靠几个简单的总体变量，想解释清楚复杂的经济活动，恐怕是缘木求鱼。